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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社的引導下，國內各大報章如《申報》、《大公報》、《新華日報》等紛紛譴責日軍炸毀黃河大堤致黃河決口泛濫的暴行。

　　  13日，國民政府在漢口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對此予以譴責：“狂暴軍部竟以人力來幫助黃河為害，以淹沒我前線士兵和戰區的居民。這慘無人道的行為，真可算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同時對日軍方面的反駁予以回敬：“慣做欺騙宣傳的日寇還不知懺悔，竟把決河毀堤的罪行嫁禍到我們身上。”至此，全世界更加堅信了日本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公然炸毀了黃河大堤。

　　  河南境內黃河南岸大堤被毀決一事，儘管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還是有人從某種途徑獲得了一些信息，並且在國民黨的中央社向社會發布這一消息前，率先報導了出來，甚至幾乎與決堤行動同步。

　　  1938年6月8日，《申報》（香港版）在第二版以“我軍改守新防線，在牟東展開激戰，豫黃河泛濫於我有利”為題，率先爆出黃河決堤的消息，“（漢口7日電）……日軍第三路為第十四師團，西進已抵開封。華方前線報告，業已證實黃河在開封附近決口，其原因乃過去幾日大雨之故。河南西北部與山東西部方圓（數）百里內，皆為水淹，或使日軍機械化部隊施展困難。魯豫境內黃河兩岸之鄉村農民，因戰爭之故，皆早已離去，故死傷不至眾多（路透社）”。在這裡，雖然地點上有誤，如把決堤之後可能被水淹沒的河南東南部說成是西北部，還誤測“魯豫境內黃河兩岸之鄉村農民，因戰爭之故，皆早已離去”，而且也沒指出決堤是誰所為，但決堤的事實已經暴露出來———當時，中國軍隊正在緊張地挖掘大堤，趙口決堤過程中連挖三道口子均告失敗，流出的水很少，而花園口決堤已至緊要關頭。  

　　  6月9日，該報接著報導：“（上海8日電）開封失守，鄭州危在旦夕，華軍現正忙於準備保衛漢口。據聞華軍最高當局，擬在郾城及信陽附近，與日軍決戰。該區據聞築有強固防禦工事。在該戰爭中，中國將初次調用在過去十個月中在後方加緊訓練之新軍。同時華軍亦將使用至今只用過幾次之新式武器。以現時情形觀察，除非華軍決心破壞黃河堤壩，水淹廣大平原，否則日軍攻取鄭州後，必能迅猛向前推進。因豫省地帶為全中國最有利於日軍施展機械化部隊的，在數十里內途中，並無山谷河流，阻止坦克車、鐵甲車及其它摩托化戰爭利器之進展。（路透社）”這種語氣透露出來的似乎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假設，更像是已經知道了決堤的某些信息。事實是這天上午九時，花園口決堤已經放出了水。

　　  6月10日，該報繼續報導：“（漢口9日電）……（二）據非官方報告稱，開封至洛陽一帶之黃河堤，其貼近鐵路者，將由華軍決堤淹沒，使河南平原，盡成澤國。”至此，似乎已經不需要進一步開門見山和指名道姓。面對連續三天的追蹤報導和持續推測，稍微關注時事的讀者，即已能夠從中窺知黃河決堤的基本情形。

　　  6月16日，瀋陽的《盛京時報》以《決潰黃河堤防為黨軍計劃的行為》為題，直言黃河決堤不是日軍而恰恰就是中國軍隊所為。  

　　  6月17日，巴黎哈瓦斯社報導了法國急進社會黨機關報《共和報》對黃河決堤的評論：“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侵入荷蘭國時，荷國曾以決堤為自衛之計，其國人雖患水災於一時，其領土幸賴以保全。1812年冬季，拿破崙一世攻俄時，俄國亦以堅壁清野之法阻止法軍前進，並將莫斯科付之一炬，卒致拿破崙一世所統大軍，為之敗績。似此，某一民族受人攻擊，而有滅亡或淪為奴隸之虞，輒利用水患與冬季凜烈氣候以禦敵，其事又安足怪異？時至此際，中國業已準備放出大龍兩條，即黃河與長江，以制日軍死命，縱使以中國人十人性命，換取日本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計，此蓋中國抗戰決心之表現也。”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和接下來的國內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對花園口決堤的事實一直堅持最初的日機轟炸說，從未作過任何更改。即使面對民間媒體的不同報導和社會上有關這一事件的各種各樣的說辭，甚至中國軍隊主動決堤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的情況下，也沒有進行澄清以正視聽

　　  隨著時間的推移，戰爭逐漸遠離，日機轟炸說逐漸鬆動。1962年台灣國民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著出版的《抗日戰史》第12冊，將花園口事件作為戰略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加以評價：“6月7日夜（所記時間是錯誤的———引者註），先後於趙口、花園口河堤，放水成功，至11日，適大雨滂沱，益助其勢，水流急湍，如萬馬奔騰，隴海路附近盡成澤國。12日，向南注入賈魯河，致中牟、尉氏、扶溝及其以南，均成泛濫……於是，我軍憑汛區障礙，北連黃河天然地障，與敵對峙達六年之久。而通往武漢之最佳接近路線———平漢路，在隨後之武漢會戰中，未為敵所用，反而須繞崎嶇難行、道路稀少之大別山區……換得最珍貴之五個月時間……對穩定戰局，挽救國家危亡，確具有至高之貢獻。”但是，該書並沒有指明決堤是否為中國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