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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歷史] 《亂世小農民》作者:樣樣稀鬆【完結】
1929年,23歲的堪薩斯青年埃得加?斯諾來到內蒙古土默特右旗。這裡沒有兵燹,可以說是安寧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記》第四章《通過紅色大門》這樣寫到“斯諾接到的第一次採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里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導。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面。他在報導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鬆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只有一個想法,儘快離開中國。
而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EdgarSnow’sChina,RandomHouse,1981。這本書好象沒有中文譯本)中提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飢餓。如此推算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嬰兒死亡率是170-200‰(侯楊方),而人口的平均壽命則是35歲!!
再來統計下民國期間幾次大規模的有記載的饑荒: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1920--1921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只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於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幾次大饑荒愈演愈烈。1939年華北地區的霍亂流行奪去了2萬人的生命。1943年,旱災加上日本人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數百萬人餓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場大災變前的反思--重申“災變論”》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1936-1937年和平的四川發生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餘萬。災區的情況總是相似的,只說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閱後放在袋內。”此後便無下文。蔣介石曾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載《國民公報》)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徵集數額不能緩免。在河南成為新聞盲區的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殭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面的肉”。令他憤慨的是,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徵收繁重的穀物稅;儘管中國其它地方都有剩餘物資,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制止這場災難。1943年3月,他的報導通過洛陽電報局的電報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導,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將白修德解職,被拒絕。白修德回到重慶後,重慶政府稱他撒謊、搞親共宣傳,致使他回到米國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64年,他獲得普利茲新聞獎。補充一句,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被處決,罪名是“泄露機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