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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以及包括彭總在內的為人民所敬佩、所愛戴的老帥們，……這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數十年如一日，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無私無畏、捨身奮鬥，同人民息息相關，和群眾生死與共。這種崇高品格，整個中華民族都引以為榮地傳誦著。當年，部隊的幹部、戰士和人民群眾中，流傳著關於彭總的許多熱愛黨、熱愛革命事業、痛恨階級敵人，剛正無私、艱苦樸素的事情，這一切都使我深為所動。我是帶著廣大指戰員強烈的崇敬心情來描繪彭德懷將軍的形象的。他是來自現實鬥爭生活，也是來自廣大指戰員的心裡。

　　  我想，塑造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輝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正是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起碼的職責嗎？作者在這方面作各種嘗試和探索，有什麼不好呢？難道像“四人幫”之流那樣把戰士們流的血當作污水來看待，是公平的嗎？難道把中國人民精神上優美的東西摧殘殆盡，才甘心嗎？

　　  總之，我寫《保衛延安》的時候，沒有什麼能耐。我就是忘不了戰士們，忘不了人民群眾，忘不了那一場壯烈的戰爭，忘不了戰鬥生活對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流血鬥爭的歷史。今天看來，它只不過如實地把那場偉大的鬥爭點滴地記錄下來罷了。但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還非得從中國的大地上掃除出去不可！一個時代的文學，是大家創造的；創作經驗，是大家辛勤勞動而積累起來的。如果連這樣一部反映歷史真實的作品也要剷除消滅，那中國文學還有什麼希望呢？《保衛延安》是最先嘗試著塑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形象的小說之一，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過去了，在長篇小說領域裡的這個方面，似乎是停滯不前。這是多麼讓人痛苦和百思莫解的文學狀況啊！後代的人會憤怒地責問我們：  

　　  追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戰鬥過的可以執筆為文的人，留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份貧乏的文學遺產麼？

　　  林彪、“四人幫”的邏輯是：我說你寫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說你是“黑幫”，你就是“黑幫”。但是，歷史和客觀現實，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違犯這鐵的法則，誰就碰得頭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權勢多大。

　　  在解放初期，一本書印近百萬冊，比較少見。由此可知，群眾並不厭棄它。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後，這本書不叫印了。不叫印了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作者無權過問，也不敢過問。到了一九六三年後半年，我在鄉村“社教”，聽說有人下令叫燒毀這本書。要燒毀，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不僅當時不通知，就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人通知我一聲！最近，為了寫這篇“後記”，我才費了一番功夫，請別的同志查出這樣兩份文件。現抄錄如下：

　　  文化部１９６３年９月２日〈６３〉文出密字第１３９４號通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說《保衛延安》（杜鵬程著）應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閱。……立即遵照執行……  

　　  隔了不久，又急忙發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６４〉文群密字２９１號補充通知：……關於《保衛延安》一書……就地銷毀，……不必封存。……立即遵照辦理。

　　  一聲令下，煙火沖天；有的地方還派了保衛工作人員“監燒”，直到看到燒為灰燼為止，生怕有“膽大妄為之徒”，偷走一本，從而謬種流傳，禍延子孫後代！

　　  長夜深思：“焚書”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它在我們今天重演，這表明了什麼呢？它表明中國人民災難深重！後來我們大家經歷的事實，不是極其慘痛地證明了這種看法嗎？

　　  當時，書是悄悄“銷毀”了，可是並沒有找什麼麻煩。這也算是“寬大”吧！可是，一九六六年以後，那就大禍臨頭了！抄家、批鬥、遊街、示眾、蹲牛棚、勞動改造……專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戴過“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現在換了一塊白布，上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早年浴血奮戰的地方，現在成了自己被侮辱“示眾”的場所。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向我們吐唾沫，拋石頭，而我們縱然有多少錯誤與弱點，但確是為了使他們能過人的生活，而含辛茹苦地戰鬥在這個世界上！說我因為寫此書而“發了財”，其實《保衛延安》的稿費的百分之九十，交了黨費和捐獻給國家。吃每一頓飯，都要站在毛主席像下“請罪”，在惡聲辱罵中，夾著碗，低著頭，念念有詞地背誦著人家規定好的“請罪詞”……在生活的舞台上，我真是扮演了不少角色呵！

　　  但是，這還只是在一個城市或一個省的範圍里鬧騰。緊接著，當時由“四人幫”控制的輿論陣地《人民日報》，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不惜花費一個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那篇大作——《〈保衛延安〉——利用小說反黨的活標本》。一支毒箭便是號令，接著就萬箭齊發。對這部作品長達數年之久的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殘酷圍剿開始了。

　　  從那時起，我的處境空前惡劣起來了，加在我身上的各種折磨手段也升級了。在長時期的摧殘下，我的身心幾乎到了被摧毀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