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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陳必時的話來說，如果打不好這場戰鬥，連已經到手的勝利都將失去意義。
雖然羅耀武仍然堅信只有在重創美軍之後，才能擊潰美日聯軍，但是他最終還是採納了陳必時的建議，因為陳必時的話更有道理。
事實上，這個時候，沉著穩重的陳必時比羅耀武更適合擴大勝利果實。
不管怎麼說，在已經穩操勝券的情況下，穩重一點沒有錯。只要不犯嚴重錯誤，不給敵人翻盤的機會，就算失去一些機會也不會對最終的結果產生影響。如果因為過於激進的戰術導致全盤失敗，那就太不應該了。
確定好戰術之後，第二十七集團軍與協同作戰的新編集團軍在十日中午就開始向武清北面迂迴，離開了一零五國道，將清掃戰場與守衛戰線的任務留給了十多萬民兵，而前來支援第二十七集團軍的第十五集團軍摩步師再次一馬當先的沖在了前面
第七十五章 制信息權
第七十五章制信息權
在總結北京會戰的時候，很多人都將美日聯軍失敗的原因歸結於帕特里奇，即過於激進的戰術，讓美日聯軍分散在了一千多公里場的戰線上，在沒有打下天津的時候就開始攻打北京，兵力嚴重分散，無法在某一方向上形成突破，最終讓東北軍抓住了反擊機會，一舉扭轉乾坤。
這一指責不是沒有道理，只不過並不全面。
看得深入一點的話，就能發現，真正影響到美日聯軍的還是制空權。
在北京會戰之前，雖然美日聯軍在北方戰場上打得非常艱辛，但是一直在挺進，而且每一步都很踏實，沒有給東北軍多少翻本機會。也就是說，在北京會戰之前，美日聯軍掌握著戰爭主動權。
從根本上講，美日聯軍能夠壓著東北軍打，主要就是掌握了制信息權，即做到了知己知彼，對東北軍的作戰行動了如指掌。雖然在某些方面，美日聯軍做得並不理想，比如在戰前偵察中，美日聯軍很少能夠準確掌握東北軍的部署情況，往往要到戰鬥打響之後，才能從東北軍的作戰行動中判斷出東北軍的部署情況，但是這些小問題並沒改變總體局面，即美日聯軍在掌握戰場信息方面，遠遠超過了東北軍。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天津會戰初期的坦克大戰。在這場戰鬥中，美日聯軍的兵力優勢並不明顯，甚至在北面戰線上處於劣勢，一直被東北軍壓著打。到最後，美日聯軍能夠擊潰東北軍，甚至重創了第三十九集團軍與第六十五集團軍，一舉打開了天津的大門，就是因為美日聯軍準確的掌握了戰場情況，發現第六十五集團軍是東北軍的軟肋，從而在南面集中與投入了主要的支援力量，打開了突破口，最終擊潰了東北軍。
在軍事衛星系統癱瘓之後，制信息權在很大的程度是就是制空權。
美日聯軍中，除了數量眾多的偵察機之外，還有大批電子戰機，以及戰場監視飛機。拿美軍的E-8來說，只需要一架E-8就能監視三百五十公里範圍內的所有地面部隊，並且同時跟蹤上千個目標。如果能將這種飛機部署到戰線後方一百公里初，就能對東北軍的防區進行全面監視。
事實上，在之前的戰鬥中，E-8就是美日聯軍地面部隊的眼睛。
在很多時候，美日聯軍的地面部隊都得依靠E-8提供的戰場情報來調整部署。
除了E-8之外，美軍還有大批無人偵察機，特別是那些飛行高度在兩萬米左右，巡航時間超過七十二小時的大型無人偵察機。
將這些空中信息戰平台整合到一起，就成了美軍的信息戰系統。
毫無疑問，美軍的信息戰系統就是建立在制空權的基礎之上的，沒有制空權，美軍就沒有制信息權。
在天津會戰中，美軍在制空權上的問題就暴露了出來。
比如在坦克大戰結束前，美軍沒能及時掌握東北軍在後方的調動與部署，讓第十六集團軍及時到達玉田，守住了第三十九集團軍的側翼，結果第一裝甲師差點全軍覆沒，到最後還不得不放走第三十九集團軍與第六十五集團軍，沒能在野外戰場上殲滅東北軍的主力，為後面的慘敗埋下了伏筆。
打到北京會戰的時候，美軍在制空權上的問題變得更嚴重了。
當時，美軍根本無法派遣大型無人偵察機去戰場上空執行偵察任務，因為這些無人偵察機肯定會被擊落。即便損失無人偵察機，不會損失飛行員，但是美軍也沒有多少這種單價超過一億美元的大型無人偵察機。結果就是，美軍只能讓無人偵察機在己方戰線後方巡邏，監視範圍縮小到了原來的十分之一，基本上失去了使用價值，最多只能為戰線上的美軍提供有限的戰術情報，而不是全面的戰場信息。
相對而言，美軍在大型空中監視平台方面的損失，產生了更加嚴重的影響。
在天津會戰與北京會戰中，美軍總共損失了七十四架支援飛機，其中E-3與E-8各有十八架與十六架，另外還損失了二十多架大型電子戰機。如此巨大的損失，既對美軍的空中作戰產生了嚴重影響，根據美軍的統計，在這兩場會戰中，美日聯軍在空戰中損失的戰鬥機有將近一半是在沒有得到預警機支持的時候與中國空軍交戰的結果，更要命的是，美軍不得不調整支援飛機的部署方式，將E-3與E-8的部署空域嚴格控制在己方戰線後方三百到三百五十公里的範圍之內。只有這樣，才能留出足夠的空間，在支援飛機前方部署巡邏戰鬥機，攔截中國空軍的戰鬥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