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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五叔，實際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張，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個剛能沾點邊的親戚。姑夫家的村子離我們村十幾里路，同在大馬河川。川里一條簡易公路從縣城一直通到川掌。我們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邊。小時候，我常跟媽媽到姑夫家走親戚。不過，那時可沒有公路，我們是沿著大馬河邊那條凹凸不平的石頭小路去張家堡的。那時，我就認識了張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們中間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當時，我記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爛爛的黃軍裝，腰裡束一根舊皮帶，皮帶的斷裂處用麻繩綴著，他個子高大，雖然年輕，串臉胡已經初具規模。那時鄉里人大都是光頭，為了涼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髮。但五叔卻別具一格，像城裡人那樣留著分頭，不過平時都被塵土鏽得像骯髒的氈片一樣；只是趕集上會，才到河裡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對著鏡子細心地把頭髮一分為二，中間就亮出一條白fèng來。
五叔力氣很大，愛說愛笑愛唱，還愛撥弄個樂器什麼的。在地里，在莊稼場上，常和人比賽摔跤，村里幾乎沒有他的對手。我聽對夫家村裡的人說，五叔當過兵，只因為部隊要調到南方去，他聽傳說那裡天氣熱得要命，那裡的人說話也和外國人一樣難聽，因此就打報告復員回家來了。據說他要是不回來，怕早已升成了軍官。
五叔不識字，但聽說在軍隊上已經入了黨，光這一點就不能不使人對他肅然起敬。那時候，農村的黨員大部分都是些老漢，像他這麼年輕就「在黨」，真不簡單！
五叔出山勞動，常把一根梅梅笛別在腰裡的那根爛皮帶上，休息時就吹上幾聲。有時背上背東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領裡面，像個什麼標誌的。
一般說來，農村像他這種人，往往逛了幾天門外，有點見識，就不太愛勞動，吹拉彈唱，游東逛西，夜裡說不定翻牆撥門，鑽到了別人家媳婦的被窩裡。
可五叔沒有這些毛病。他愛勞動，也愛給村裡的人幫忙幹活。逢個集體事，他總是跑前跑後為大夥張羅，因此村里人都喜歡他。也許正因為這些原因，後來大家才擁戴他當了張家堡大隊的黨支書。小時候，每次到姑夫家，我總愛跟五叔廝混在一起。那時候，五叔還沒有成家，光棍一條，因此他對孩子們的態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樣傲慢。我有時跟他去種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許多次吃過他從懸崖上為我摘來的木瓜。我記得我們還一同合夥偷過鄰村一位老頭的西瓜。我們在月光照耀下的一個河槽里吃完偷來的西瓜後，五叔突然內疚地說不該白吃人家的東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錢，但看來沒帶錢，就引著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幾穗嫩玉米，又轉回到鄰村老頭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幾棵瓜蔓下。這件事一直長久地保持在我的記憶里。
而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每當傍晚我們回到家裡的時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愛的土三弦，坐在他門一堆爛柴爛中間，叮叮咣咣地彈個不停，一直彈到太陽落在西面我們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後。每當這時，我就和他餵養的那條老黃狗一同臥在他身邊，靜悄悄地聽他那醉心的彈撥聲……
時光與童年的生活一起飛快地流逝了。離開那時光到現在轉眼就是三十年。小時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經逐漸被日後紛繁雜亂的生活經歷所模糊了。
以後我長成大人，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又分在省報當記者，由於我採訪工業部門，常在城裡轉，加之成了家，回故鄉的次數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親戚。至於張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聽父親說他當了張家堡大隊的書記，不過我很多年也再沒見他的面；在我的記憶中，他是屬於那些已經被談忘了的一個早遠年間的熟人而已。但是，在前幾年裡，由於種種原因，我卻有機會好幾回和我早遠年間的這個熟人相遇。同次相遇，都可以說非同一般，而五叔的變化也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現在就讓我把這幾次和五叔相遇的情況，不按先後順序記錄在下面。這些東西也許太平淡了，構不成什么小說，但我總覺得裡邊還是有些意思的。 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裡為報紙趕寫一篇報導。
大約是早晨九點鐘左右，聽見有人不住氣地敲我的門，敲門聲看來不是詢問能不能進來，而是非要時來不可。
我厭煩的事情又發生了，只好把筆扔在稿紙上，前去開門。在這個過程中，敲門聲一直不斷，而且相當沒有規矩，我生氣極了。門一打開，我看見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生人。
來人年紀不大，約摸十八九歲，臉上汗淋淋的，一對黑眼珠靈活地轉動著，張開嘴只管對我畏怯地笑著。從他那身半新半舊的制服和手裡那個落滿塵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知道這是我家鄉那裡來的人。我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
「你是劉叔叔？」「是。」我說。聽他說話的確是家鄉口音。
「我是張家堡的。」他說。
「誰家的娃娃？」我問。
「我父親叫張志高。你認識……」
「噢……」我這下才看出他臉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點。是的，他簡直就是我童年認識的張志高。
我把五叔的後人讓進家門，給他沖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過茶杯，坐在椅上，端著那壞茶，也不喝。「你來省里有什麼事嗎？」我直截了當地問他。
小伙子的臉一下子變得通紅，囁嚅著說：「我父親在這裡被拘留了。我來看他。」「什麼？」我驚訝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為什麼？」我問他。
「為倒販糧票。」「現在在哪裡？」「新城區公安局」。「你見他沒有？」「沒……走時我媽安咐我，讓我來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腦子像亂麻一般沒有了頭緒。
我透過水的窗玻璃，望著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開始盤算我該怎樣對待這件事。
我知道五嬸叫兒子找我來的意思是什麼。記者在我們家鄉人的眼裡也是一種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親都這麼認為。這多年，凡是家鄉來省城辦事的人，包括縣上我所認識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幹部也翥找我，讓我給他們走這樣那樣的「後門」。他們來，當然都不空手，總要給我帶些家鄉的土特產；我自己自然也要給他們管飯。我愛人為這些事早已經叫苦連天了，和我吵了好幾次架。我自己心裡也相當煩。但沒有辦法，鄉里鄉親，遠路風塵來到你門上，能把人家趕出去嗎？這不是說我已經「修」了，看不起家鄉來的人；也不是小氣得不願給他們管飯。關鍵是這些事太耗費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個辦事處，有的人甚至把這裡變成他們在省里辦肥事和做買賣的碰頭地點。並且不時讓我給他們「走後門」。其實我在這方面並不開竅，只能幫他們找找旅社，買買車票而已。
現在，五叔的兒子又找上門來，肯定是要讓我想點辦法把他爸領出來。這真是開玩笑！我怎麼敢去觸犯神聖的法律呢？「你父親還當大隊書記嗎？」我隨便問五叔的兒子。
「當著哩。」他說，手裡仍然拘束地端著那杯一口也沒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沒？」我又問他。
「住下了，在建華旅社，離你們這裡不遠。」
我考慮了一下，對他說：「我現在忙著要寫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寫完再說。」
小伙子立刻站起來，臉上顯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機靈地過去拿起了那個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機敏地意識到，我又面臨那老一套子，趕忙先發制人，過去捉住他的手，不讓他把那些我已經熟悉而厭煩的禮物給我留下。我知道這些人雖然不識字，也沒經見過世面，但懂得一條經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給我說個什麼！
結果，五叔的兒子用勞動鍛鍊出來的力氣，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牆角里，我沒站穩，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機，麻利地拉開了黑皮包的拉鏈。他怕我騰出手又來拒擋他，竟然把那一包紅棗、瓜籽和沒有肅殼的落花生「嘩」一下全倒在了我的辦公桌上。我是個愛乾淨的人，見那沾灰帶土的禮物把一張乾淨的辦公桌弄得一塌糊塗，連稿紙、筆記本和鋼筆也被埋了，於是又絕望地撲過去。結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來站的地方。這種送禮的方式的真誠到了野蠻的程度。我雖然又氣又急，但還不能發作，只好忍氣吞聲接受了這份惱人的饋贈。
五叔的兒子看我失去了拒絕的信心，就滿意地一溜煙跑了。我沮喪地站在屋角里半天不能動彈。我為五叔悲哀，也為我自己悲哀。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來到陽台上，接連抽了幾支煙。
現在的問題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來想去，不管能不能見到他，我總應該去一次。這不是說五叔的兒子給辦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產；也不是說我有什麼辦法能把他從拘留所領出來；而是說，他畢竟是我的鄉親，並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時候他曾給過我那樣的愛撫；我也曾懷著那樣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黃狗一起臥在他的身邊，聽他彈奏過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連早點也吃，就直身去新栽區拘留所看我的五叔。剛下過一場雪，街上亂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經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結成了冰。自行車和行人的洪流簇擁著電車和汽車，在嚴寒籠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過來的人，嘴裡都噴著白霧。我在這龐大而紛亂的旋流中走著，由不得想起了家鄉冬日的早晨。在這樣的日子裡，故鄉的山野已是一片荒涼。班駁的積雪反she著陽光；寒風打著唿哨吹過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里全是一片寂靜，只能偶爾聽見一兩聲鴉的啼叫。莊稼已經收割，禾場上也沒有多少堆積了，但人們仍然在田野里操勞著。拉糞，打柴，編筐，修理壞了的農具，給大牲口鍘糙……今年雖然結束了，但趕緊要為明年的一切勞務。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熱氣騰騰。這就是我熟悉的故鄉。現在我要去看望的那個人正是從這一塊土地上來的，他現在本來也應該在那裡，像其他人一樣為明年的活計而操勞，可是現在卻被拘留在了省城裡。而更令人不解的是，黨的一個基層組織的領導人竟然出來搞這種把戲。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在此。問題在於：「為什麼讓這樣一個人來領導一個黨的基層組織呢？在這之前，我已經幾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覺得他已經再不能擔當這個職務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張家堡大隊的黨支書……我踩著亂糟糟的人行道走著，腦子裡也亂糟糟地想著。
我來到一家副食門市部買了一些點心，心情就像去醫院看望一個得病的親朋好友，沉痛地來到新城區的拘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