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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除了造謠以外，去造其他一切東西。我心中的造化，就是創造了多少文化。
既然三十年前，我以一挑億，跑贏了其他所有的精子，那麼我必然生來就是牛逼的。我來到這個世上，總要留下點痕跡。我承認衣著光鮮、舉止優雅也是一種對美好的創造，但這方面我不太拿手。我承認在這個社會，很多人覺得你只要不說髒話，說點假話、空話、套話，造謠，大肆地造謠，瘋狂地造謠都不算是道德敗壞。但我覺得反之，並且還要對道貌岸然的傻逼們加一個“操”字。是的，這會讓那些道德驚詫家們渾身顫抖，嚴厲批判，大呼小叫，滿地打滾，然後突然起立，開始審判。我的解決之道就是再說一次，操。我就操了，但我既不操你也不操你全家，我操這世道，這世道覺得文縐縐的誣陷沒問題，這世道讓那些不說粗話但最缺德的人能做道德評判家，這世道讓那些話不髒但心眼髒、手段髒的人當道，這世道能任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世道覺得公眾人物或者隨便誰說一個“操”字就不應該，那就操翻這世道。
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養活自己，養活家人。
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潛海溝，它只是在一張標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也不覺得留有遺憾是一種缺憾美，相比之下，干砸了倒是一種美。我喜歡的事情遠不止寫作和賽車，我還做很多事，有些做得不夠好，有些做得很失敗。
和朋友聊天時，我直接告訴他們，這事我特喜歡，也幹過，但我真的不適合，丟人了。我就最討厭聽見有人這麼說，要是我去幹這事，一定比某某某幹得好。滾。你在檯面上看見我成功一次，我在台面下就干砸十次，那又如何，我又沒死，不停地干就行了，人們只會記住你成功的那一次。
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歡的一切在一起。
我曾經在快餐店看上一個姑娘，猶豫五分鐘，沒敢去和人家說話，結果人家走了，到現在都很遺憾。那一刻，我就是白痴，去了又如何，最壞的結果無非就是他男朋友從廁所里出來。哪天若要死了，遺憾這事沒幹，那事沒幹，還不如自吹這事干成了，自嘲那事干砸了。
我現在幹的事足夠多，陪伴家人愛人和孩子，每年比賽接近二十場，又開始寫新的小說和遊記，除了偶然進棚拍雜誌，其他時間真沒有精力來捯飭自己，更沒心思去考慮什麼形象和定位問題。覺得我觀感欠佳的，挪步就是。我只負責製造作品，不負責用戶體驗，也沒有售後服務，更不會根據大家的口味來改進。你若喜歡，便是晴天；你若討厭，也是晴天。
謝謝這位朋友給我的忠告和精心的設計，我知道我會為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吃無數虧、吞無數惡果，但至少大到理想、小到閃念，我幾乎都沒有放過。所以就算我的生活里充滿挫敗甚至後悔，但遺憾並不多。
朋友，感謝你所說的一切。世間萬千種寵愛，無數種人心，得之我幸，不得我也沒什麼不幸。我只認可一點，就是出門再匆忙，褲子拉鏈還是得拉好。
國事
太平洋的風
我們所炫耀的，他們的納稅人不會答應；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
空客320降落在桃園機場。飛機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機里正好播放到張艾嘉的《戲雪》，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陳昇寫下這樣的詞——“1948年，我離開我最愛的人，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北方正飄著蒼茫的雪，如果我知道，這一別就是四十餘年，歲月若能從頭，我很想說，我不走。”
對於台灣，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裡。後來魏德勝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歡的作家，梁實秋，林語堂，胡適也都去了台灣，而且他們都和魯迅吵過架。當大陸窮的時候，台灣有錢，後來大陸有錢了——確切地說，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錢了，台灣又有了……
戰火把同一個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峽的兩岸，那些具體到每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已經被時間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確像優客李林唱的那樣，像迷宮一樣展開在我的眼前。但是對於異鄉人，每個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宮。在酒店住下，誠品書店就在旁邊。朋友的眼鏡架壞了，於是晚上先陪著朋友去配眼鏡。我們坐計程車來到了台大附近，進了一家眼鏡店。沒有聲音酥麻的台妹，老闆親自上陣。朋友看中了一副鏡框，但要幾天以後才能取。朋友說，那算了，我在台灣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時候，讓我詫異的一幕出現了，老闆居然從櫃檯里摸索出了一對隱形眼鏡，塞在我朋友手裡，說，實在不好意思，沒能幫上你的忙，這個送你，先用這個應急吧。連我這般總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應也是——我靠，哪有這種好事，這裡面是有什麼貓膩吧？咱還能走出這家店的店門麼？
我們平安地走出了這家眼鏡店，換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鏡店承諾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鏡做好，然後那家店的老闆用朋友殘留下的鏡片臨時找了一個鏡框湊合裝了起來，告訴朋友，這個可以晚上用。這兩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還是自己隨機找的，要不真得讓人懷疑是不是組織方安排的，目的為了讓大家增加對台灣的好感。
台灣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遊行和抗議橫幅，這一切對於大部分大陸遊客來說都太新鮮了，於是很多遊客守著電視機看晚上的政論節目。我媽媽去年從台灣旅遊回來，就說那裡太好玩了，領導人可以在電視裡隨便罵，比快樂大本營還要歡樂。相比之下，台灣人對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但給我留下了比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松鴻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天早上，我從酒店下樓，打了他的車去陽明山。到了目的地我發現把手機拉在計程車上。我沒有記下車牌號。朋友們忙著幫我聯繫計程車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訊息，我也打給酒店，想讓他們查看一下監控錄像，確認車牌號。一會兒，我接到了酒店的電話，我問他們，是查到車號了麼？他們說，監控錄像里訊息太多，還沒有查到，但是剛才有一位計程車司機開回酒店，把一個手機交給了前台，說是一位從你們這裡上車的先生遺落在車裡的……
說實話，我石化了。我問到了計程車司機的電話和名字，說我想酬謝你。王松鴻說，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樁，我們都是這樣的。他告訴我，前幾天剛和幾個朋友環島開了一圈，打算過一段時間來大陸旅行。他說他開計程車就是為了能夠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還來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號是什麼，我們可以在網上聯繫的。這頓時讓我覺得兩岸關係非常親密。接著，他繼續說，你有臉書麼？我說，大陸的網際網路沒有臉……書。他說，哦，對哦，是哦。我不和你說了，有客人了，再聯繫哦。
也許是我的命好，遇見的都是好人，也許是我走的膚淺，幾乎所有人都和氣。毫無疑問，如果我在台灣多停留幾天，我當然能看見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許他硬體不夠新，也許他民粹也湧現，也許他民怨從不斷，也許他矛盾也不少。沒有完美的地方，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的文化，在華人的世界裡，它也許不是最好的，但的確沒有什麼比它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