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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讀蕭伯納的劇本《芭芭拉少校》，有場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業巨頭安德謝夫老爺子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兒子斯泰芬，問他對做什麼有興趣。這個年輕人在科學、文藝、法律等一切方面一無所長，但他說自己有一項長處：會明辨是非。老爺子把自己的兒子暴損了一通，說這件事難倒了一切科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怎麼你什麼都不會，就會一個明辨是非？我看到這段文章時只有二十來歲，登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員。我年輕時所見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結果整個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蕭翁的見解原有偏頗之處；但這是後話——無論如何，蕭翁的這些議論，對那些淺薄之輩、狂妄之輩，總是一種解毒劑。
蕭翁說明辨是非難，是因為這些是非都在倫理的領域之內。俗話說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對此人有利的事，難免會傷害另一個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見解受所處環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覺得明辨是非是難的。倘若某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以為自己的見解一定對，雖然有狂妄之嫌，但他會覺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蕭翁這重意思以後，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專家為恥——但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是年輕人，覺得能潔身自好，不去害別人就可以了。現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裡，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因為這個原故，我開始寫雜文。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雜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倫理問題雖難，但卻不是不能討論。羅素先生雲，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考慮倫理問題時，想替每個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說，這是我的一得之見，然後說出自己的意見，把是非交付公論。討論倫理問題時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這是我最近的體會；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動機。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困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麼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輩。這導致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是真的傻，但喊出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人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前些時見到個外國人，他說：聽說你們中國人都在說「不」？這簡直是把我們都當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氣地答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認識的中國人都說「不」，但我不認識這樣的人。這倒不是唬外國人，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沉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
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於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在這個領域裡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只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麼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做愚蠢。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下一位農婦養了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家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里誰沒寫過批判稿呢。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了頭就不好收拾，只好裝到底，最後弄假成真。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里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了風雲人物。到了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後就被人整成了「三種人」。到了這個地步，就只好裝下去了，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只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里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並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痴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裡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裡，人們可以收穫到優雅，收穫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裡，人們可以收穫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裡，什麼都收穫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裡一動都不能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裡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仿佛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裡呢。
在蕭翁的《芭芭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了。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麼，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
王小波
1997年3月20日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里，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
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裡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歷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
沉默是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一種生活方式。它的價值觀很簡單：開口是銀，沉默是金。一種文化之內，往往有一種交流信息的獨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語言，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文化可以傳播，等等。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語言。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里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
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面就說這麼多，因為我不想編沉默的辭典。
一種文化必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巴契夫說過這樣的話：有一件事是公開的秘密，假如你想給自己蓋個小房子，就得給主管官員些賄賂，再到國家的工地上偷點建築材料。這樣的事幹得說不得，屬於沉默；再加上講這些話時，戈氏是蘇共總書記，所以當然語驚四座。還有一點要補充的，那就是：屬於沉默的事用話講了出來，總是這麼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傳播。在某些年代裡，所有的人都不說話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樣四下漫延著。把這叫作傳播，多少有點過甚其辭，但也不離大譜。在沉默的年代裡，人們也在傳播小道消息，這件事破壞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這種話語我們只在一些特定的場合說，比方說，公共廁所。最起碼在追查謠言時，我們是這樣交待的：這話我是在廁所里聽說的！這樣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著排便艱巨的囈語，不值得認真對待。另外，公廁雖然也是公共場合，但我有種強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為它太髒了。我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從我懂事的年齡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麼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在甜蜜之餘也有一點懷疑：這麼多美事怎麼都叫我趕上了。再說，含蓄是我們的家教。
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裡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麼幸福、多麼神聖時，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裡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麼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麼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
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智者千慮尚且難免一失，何況當年我只是個小孩子。我就沒想到這些奇妙的話語只是說給自己聽的，而且不準備當真去解放誰。總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與沉默的大多數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場合喋喋不休。我覺得他們是少數人，可能有人會不同意。如福科先生所言，話語即權力。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