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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這是人住的地方嗎？”望著他沒有床單的軟墊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幹了的糞便還是什麼東西糊了一大塊，衣服內褲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頭一張發黃了的照片，裡面有一對夫婦和五個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糙坪上，我看不出那個父親是不是這個加里。
“荷西，他這樣一個人住著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頭，大概天天吃這個。”
荷西呆望著這語言不能的老人，嘆了口氣，加里正坐在花園裡像夢遊似的吃著我煮的一盤魚和生菜。
“荷西，你看這個，”我在加里的枕頭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錢來，我們當他的面數了一下。
“加里，你聽我說，我，他，都是你的鄰居，你太老了，這樣一個人住著不方便，你那麼多錢，存到銀行去，明天我們替你去開戶頭，你自己去簽字，以後我常常帶菜來給你吃，窗天天來替你打開，懂不懂？我們不會害你，請你相信我們，你懂嗎？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說，加里啊啊的點著頭，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腳趾。”荷西突然叫了起來，我的眼光很快的掠過老人，他的右腳，有兩個腳趾已經爛掉了，只露出紅紅的膿血，整個腳都是黑紫色，腫脹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腳。
我蹲下去，把他的褲筒拉了起來，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爛到膝蓋，臭不可當。
“麻瘋嗎？”我直著眼睛張著口望著荷西，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
“不會，一定是壞疽，他的家人在哪裡，要通知他們。”“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會在這裡了，這個人馬上要去看醫生。”
蒼蠅不知從那裡成群的飛了來，叮在加里膿血的殘腳上，好似要吃掉一個漸漸在腐爛了的屍體。
“加里，我們把你抬進去，你的腳要看醫生。”我輕輕的對他說，他聽了我說的話，突然低下頭去，眼淚靜靜的爬過他布滿皺紋的臉，他只會說瑞典話，他不能回答我。
這個孤苦無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沒有跟外界接觸了。“荷西，我想我們陷進這個麻煩里去了。”我嘆了口氣。“我們不能對這個人負責，明天去找瑞典領事，把他的家人叫來。”
黃昏的時候，我走到同一社區另外一家不認識的瑞典人家去打門，開門的女主人很訝異的、有禮的接待了我。“是這樣的，我有一個瑞典鄰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這個島上沒有親人，我想——我想請你們去問問他，他有沒有醫藥保險，家人是不是可以來看顧他，我們語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這不是我們的事，你最好去城裡找領事，我不知道我能幫什麼忙。”
說話時她微微一笑，把門輕輕帶上了。
我又去找這社區的負責人，說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來做一個名譽負責人，我是不受薪的，這種事你還是去找領事館吧！我可以給你領事的電話號碼。”
“謝謝！”我拿了電話號碼回來，馬上去打電話。“太太，你的瑞典鄰居又老又病，不是領事館的事，只有他們死了，我們的職責是可以代辦文件的，現在不能管他，因為這兒不是救濟院。”
第二天我再爬牆過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乾得裂開了，手裡卻緊緊的扯著他的錢和一本護照，看見我，馬上把錢搖了搖，我給他喝了一些水，翻開他的護照來一看，不過是七十三歲的人，為何已經被他的家人丟棄到這個幾千里外的海島上來等死了。
我替他開了窗，餵他吃了一點稀飯又爬回家去。“其實，我一點也不想管這件事，我們不是他的誰，我們為什麼要對他負責任？”荷西苦惱的說。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這可憐的人會怎麼樣？他會慢慢的爛死，我不能眼看有一個人在我隔壁靜靜的死掉，而我，仍然過一樣的日子。”
“為什麼不能？你們太多管閒事了。”在我們家喝著咖啡，抽著煙的英國太太嘲笑的望著我們。
“因為我不是冷血動物。”我慢慢的盯著這個中年女人吐出這句話來。
“好吧！年輕人，你們還是孩子，等你們有一天五十多歲了，也會跟我一樣想法。”
“永遠不會，永遠。”我幾乎發起怒來。
那一陣鄰居們看見我們，都漠然地轉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怕極了，怕我們為了加里的事，把他們也拖進去，彼此禮貌的打過招呼，就一言不發地走了。
我們突然成了不受歡迎又不懂事的鄰居了。
“加里，我們帶你去醫院，來，荷西抱你去，起來。”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鎖了起來，荷西抱著他幾乎乾癟的身體出門時，不小心把的的腳撞到了床角，膿血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來，臭得眼睛都張不開了。
“謝謝、謝謝！”加里只會喃喃地反覆的說著這句話。“要鋸掉，下午就鋸，你們來簽字。”國際醫院的醫生是一個月前替我開刀的，他是個仁慈的人，但手術費也是很可觀的。
“我們能簽嗎？”
“是他的誰？”
“鄰居。”
“那得問問他，三毛，你來問。”
“加里，醫生要鋸你的腿，鋸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嗎？要不要打電報去瑞典，叫你家裡人來，你有什麼親人？”加里呆呆的望著我，我再問：“你懂我的德文嗎？懂嗎？”
他點點頭，閉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滲出絲絲的淚來。“我——太太沒有，沒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給我死——給我死。”
我第一次聽見他斷斷續續的說出這些句子來，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個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對生命已沒有了盼望，才會說出這麼令人震驚的願望吧！
“他說沒有親人，他要死。”我對醫生說。
“這是不可能的，他不鋸，會爛死，已經臭到這個地步了，你再勸勸他。”
我望著加里，固執的不想再說一句話，對著這個一無所有的人，我能告訴他什麼？
我能告訴他，他鋸了腳，一切都會改變嗎？他對這個已經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麼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誰，能給他什麼補償，他的寂寞和創傷不是我造成的，想來我也不會帶給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著加里，這時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對他說：“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鋸腳，好嗎？”
加里終於鋸掉了腳，他的錢，我們先替他換成西幣，付了手術費，剩下的送去了領事館。
“快起床，我們去看看加里。”加里鋸腳的第二天，我催著荷西開車進城。
走進他的病房，門一推開，一股腐屍般的臭味撲面而來，我忍住呼吸走進去看他，他沒有什麼知覺地醒著，床單上一大片殷紅的膿血，有已經幹了的，也有從紗布里新流出來的。“這些護士！我去叫她們來。”我看了馬上跑出去。“那個老頭子，臭得人煩透了，”護士滿臉不耐的抱了床單跟進來，粗手粗腳的拉著加里剛剛動過大手術的身子。“小心一點！”荷西脫口說了一句。
“我們去走廊里坐著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會兒醫生走過來，我站了起來。
“加里還好吧？請問。”我低聲下氣的問。
“不錯！不錯！”
“怎麼還是很臭？不是鋸掉了爛腳？”
“啊！過幾天會好的。”他漠然的走開了，不肯多說一句話。
那幾日，我飲食無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裡看看，他除了一些陳舊的衣服和幾條破皮帶之外，幾乎沒有一點點值錢的東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頭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簾和幾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裡，反倒不相稱的長滿了糾纏不清、開得比那一家都要燦爛的花朵。
最後一次看見加里，是在一個夜晚，荷西與我照例每天進城去醫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電可以走動的輪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著我倆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來。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從加里的嘴裡說出來。
“好，明天回家，我們也在等你。”我說著跑到洗手間去，流下大滴的淚來。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醫生也這麼說。
第二天我們替加里換了新床單，又把他的家灑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齊，又去花園裡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點多才去接他。
“這個老人到底是誰？”荷西滿懷輕鬆的開著車，好笑的對我說。
“隨便他是誰，在我都是一樣。”我突然覺得車窗外的和風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氣里滿滿的都是希望。“你喜歡他嗎？”
“談不上，我沒有想過，你呢？”
“我昨天聽見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張片子裡的主題曲，奇怪的老人，居然會吹口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