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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我輕輕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後天你來最後一次，我給你韓湘寧的地址和電話——”
那天老師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給我找車，我跟他說，還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這長長的路，終於是一個人走了。
一盞盞亮起來的街燈的後面，什麼都仍是朦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單單調調的迴響在好似已經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麼“越南號”的大輪船，飄走了當年的我——那個居住在一顆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經視為珍寶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這樣遠走的，受恩的人，沒有說出一句感謝的話。
十年後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厲裂如刀的冬風裡，我手中握著一個地址，一個電話號碼，也有一個約定的時間，將去看一個當年改變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從兩百里路外趕去的，訂了旅館，預備見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車回大學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櫥窗，卷在皮大衣里發抖，我來來回回的走，眼看約定的時間一分一秒在自己凍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滿城輝煌的燈火里，我知道，只要揮手叫一輛街車，必有一扇門為我打開。
見了面說些什麼？我的語言、我的聲音在那一刻都已喪失。那個自卑的少年如舊，對她最看重的人，沒有成績可以交代，兩手空空。
約定的時間過了，我回到旅館的房間裡，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樂部”的霓虹燈兀自閃爍著一個大都會寂寞冷淡的夜。
那時候，在深夜裡，雪，靜靜的飄落下來。
第一次不敢去畫室時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後無聲的雪花。
那個漫天飛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們走出了房子，經過庭院，向大門外走去。
一個大眼睛的小女孩穿著冰鞋跌跌撞撞的滑著。“這是八妹的孩子。”顧福生說。
望著那雙冰鞋，心中什麼地方被一種溫柔拂過，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給她一個微笑。
“畫展時再見！”我向顧福生說。
“你的書——”
“沒有寫什麼，還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車——”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黃昏，我走在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街上，熱熱暖暖的風吹拂過我的舊長裙，我沒有喊車，慢慢的走了下去。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註：《驀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題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謝！
驚夢三十年
那天，我坐在一個鐵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電話不停的鬧，冷氣不夠讓人凍清醒，頭頂上是一盞盞日光燈，一切如夢。
電話響了，有人在接，聽見對方的名字，我將手伸過去，等著雙方講話告一段落時，便接過了話筒。
“是誰？”那邊問我。
今生沒有與他說過幾句話，自是不識我的聲音。“小時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轉角，小學一年級的我，已經知道了你。”我說，那邊又要問，我仍霸住電話，慢慢的講下去：“有一回，你們的老家人，站在我們的竹籬笆外面，呆看著滿樹盛開的芙蓉花。後來，他隔著門，要求進來砍一些枝椏分去插技，說是老太爺喜歡這些花。
“後來，兩家的芙蓉都再開謝了好多年，我們仍不說話。“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這裡不是松江路，也不是當年我們生長的地方。在慘白的日光燈下，過去的洪荒，只不過化為一聲呼喚。
小時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幾個鄰居，他們家人多，進進出出，熱鬧非凡。而我，只覺得，我們的距離長到一個小孩子孱弱的腳步，走不到那扇門口。
十年過去了，我們慢慢的長大。當時建國北路，沒有拓寬，長春路的漫漫荒糙，對一個自閉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遠便不能了。
就是那個年紀，我念到了《玉卿嫂》。
黃昏，是我今生里最愛的時刻，飯後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兒住往不見人跡，這使我的心，比較安然。
那時候，在這片衰糙斜陽的寂靜里，總有另一個人，偶爾從遠遠的地方悠然的晃過來——那必是白先勇。又寫了《謫仙記》的他。
我怕他，怕一個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這人迎面來了，一轉身，跑幾步，便藏進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腳便逃，繞了一個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愛的二堂哥懋良，他學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糙地上閒閒的走。堂哥和我，是誰也不約誰的，偶爾遇見了，就笑笑。
過不久，恩師顧福生將我的文章轉到白先勇那兒去，平平淡淡的交給了他，說是：“有一個怪怪的學生，在跟我學畫，你看看她的文字。”這經過，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對我說的。
我的文章，上了《現代文學》。
對別人，這是一件小事，對當年的我，卻無意間種下了一生執著寫作的那顆種子。
刊了文章，並沒有去認白先勇，那時候，比鄰卻天涯，我不敢自動找他說話，告訴他，寫那篇《惑》的人，就是黃昏里的我。
恩師離開台灣的時候，我去送，因為情怯，去時顧福生老師已經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終於面對面的打了一個招呼。正是最艱難的那一剎，他來了。
再來就是跳舞了，《現代文學》的那批作家們說要開舞會，又加了一群畫家們。白先勇特別跑到我們家來叫我參加。又因心裡實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氣進去的時候，已近曲終人散，不知有誰在嚷：“跳舞不好玩，我們來打橋牌！”我默立在一角，心裡很慌張，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們便圍起來各成幾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聽不懂。過了一會兒，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別，各自天涯，沒有再見面。這一別，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講完電話的第二天，終於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裡慌張，恨不能從此不要見面，只在書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個這麼內向的人，別人總當我是說說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憶起來，說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綠的衣裙，緞子的腰帶上，居然還別了一大朵絨做的蘭花。他穿的是什麼，他沒有說。
那件衣服的顏色，正是一枚青澀的果子。而當年的白先勇，在我記憶中，卻是那麼的鮮明。
那時候的我，愛的是《紅樓夢》里的黛玉，而今的我，愛看的卻是現實、明亮、潑辣，一個真真實實現世里的王熙鳳。
我也跟著白先勇的文章長大，愛他文字中每一個、每一種夢境下活生生的人物，愛那一場場繁華落盡之後的曲終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時空的極致的艷美。
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顧福生是一個轉折點，改變了我的少年時代。白先勇，又無意間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現在，對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記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了，走的時候，台北的劇場，正在熱鬧《遊園》，而下面兩個字，請先勇留給我，海的那邊空了一年多的房子，開鎖進去的一剎那，是逃不掉的“驚夢”。
三十年前與白先勇結緣，三十年後的今天，多少滄海桑田都成了過去，回想起來，怎麼就只那一樹盛開的芙蓉花，明亮亮的開在一個七歲小孩子的眼前。
回娘家
每當我初識一個已婚的女友，總是自然而然的會問她：“娘家哪裡？”
要是對方告訴我娘家在某個大城市或就在當時住的地方時，我總有些替她惋惜，忍不住就會笑著嘆口氣，噯一聲拖得長長的。
別人聽了總是反問我：“嘆什麼氣呢？”
“那有什麼好玩？夏天回娘家又是在一幢公寓裡，那份心情就跟下鄉不同！”我說。
當別人反問起我的娘家來時，還不等我答話，就會先說：“你的更是遠了，嫁到我們西班牙來——”
有時我心情好，想發發瘋，就會那麼講起來——“在台灣，我的爸爸媽媽住在靠海不遠的鄉下，四周不是花田就是水稻田，我的娘家是中國式的老房子，房子就在田中間，沒有圍牆，只在一叢叢竹子將我們隱在裡面，雖然有自來水，可是後院那口井仍是活的，夏天西瓜都冰鎮在井裡浮著。“每當我回娘家時，早先下計程車，再走細細長長的泥巴路回去，我媽媽就站在曬穀場上喊我的小名，她的背後是裊裊的炊煙，總是黃昏才能到家，因為路遠——”
這種話題有時竟會說了一頓飯那麼長，直到我什麼也講盡了，包括夏夜娘家的竹子床搬到大榕樹下去睡覺，清早去林中挖竹筍，午間到附近的小河去放水牛，還在手絹里包著螢火蟲跟侄女們靜聽蛙鳴的夜聲，白色的花香總在黑暗中淡淡的飄過來——
那些沒有來過台灣的朋友被我騙痴了過去，我才笑喊起來：“沒有的事，是假的啦！中文書里看了拿來哄人的，你們真相信我會有那樣真實的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