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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顧福生的時候，我說了又說，講了又講，問了又問，完全換了一個人。
老師靠在椅子上微笑望著我，眼裡露出了欣喜。他不說一句話，可是我是懂的，雖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鳴、溝通，不是只有他的畫，更是他借給我的書。
“今天畫畫嗎？”他笑問著我。
“好呀！你看我買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說。對著一叢劍蘭和幾隻水果，刷刷下筆亂畫，自信心來了，畫糟了也不在意，顏色大膽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潑了的心、突然煥發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釋放，都在那一霎間有了曙光。
那是我進入顧福生畫室的第三個月。
每堂下課，我帶回去的功課是他的書。
在家裡，我仍是不出門的，可是對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師——”有一日我在畫一隻水瓶，順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寫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過了。”他說。
我回去就真的寫了，認認真真的寫了謄了。
再去畫室，交給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著老師六個月了。
交稿之後的上課日，那份畏縮又回來了，永遠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觸角的時候，便打敗了沒有信心的自己。
老師沒有談起我的稿子，他不說，我不問，畫完畫，對他倦倦的笑一笑，低頭走了。
下一周，我沒有請假也沒有去。
再去畫室時，只說病了，低頭去調畫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兒，《現代文學》月刊，同意嗎？”
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如同雷電一般擊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著顧福生，一直看著他，說不出一個字，只是突然想哭出來。
“沒有騙我？”輕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難得了，下個月刊出來。”老師沒有再說什麼，他的淡，穩住了我幾乎泛濫的感觸。一個將自己關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給她一個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驚惶和不能相信——更何況老師替我摘星了。
那一場長長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幾乎死去。
當我從畫室里捧著《現代文學》跑回家去時，我狂喊了起來——“爹爹——”
父母以為我出了什麼事，踉蹌的跑到玄關的地方，平日的我，絕對不會那麼大叫的，那聲呼喚，又是那麼悽厲，好似要喊盡過去永不說話的啞靈魂一般。
“我寫的，變成鉛字了，你們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親母親捧住那本雜誌，先是愕然，再是淚光一閃。我一丟畫箱，躲進了自己的房間。
第二日，我還是照習慣在房間裡吃飯，那幾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們晚飯時講學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總使全家的氣氛僵硬，後來我便退了。
不知不覺，我不上課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時的長春路、建國北路和松江路都還沒有打通，荒荒涼涼的地段是晚飯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兒離家近，一個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們的近鄰，白家的孩子我們當然是面熟的。
《現代文學》刊出我的短文過了一陣，我一個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鑽出鑽進的玩。空寂的斜陽荒糙邊，遠遠有個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閒閒的晃了過來，我靜靜的站著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嗎？
確定來的人是他，轉身就跑，他跟本不認識我的，我卻一直跑到家裡，跑進自己的房間裡，砰一下把門關上了。背靠著門，心還在狂跳。
“差點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時候——”在畫室里我跟顧福生說。
“後來呢？”
“逃走了！嚇都嚇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覺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師問說。他這一問，我又畏縮了。
沒有朋友，沒有什麼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師和我的書。
過了一陣，老師寫了一個紙條給我，一個永康街的地址，一個美麗的名字——陳秀美。
那張地址，擱了一個多月也沒有動它。
被問了好幾次，說好已經轉人介紹了，只等我去一趟，認識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學，交一個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裡，結識了我日後的朋友——筆名陳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與我聯絡上，問起我，當年她筆下的《喬琪》曾否看見我自己舊日的影子？
當年的老師，是住在家裡的，他的畫室築在與正屋分開的院子裡。
誰都知道顧家有幾個漂亮的女兒，有時候，在寂靜的午後，偶爾會有女孩子們的笑聲，滑落到我們的畫室里來，那份小說世界裡的流麗，跟我黯淡的生活是兩岸不同的燈火，遙不可及。
有一個黃昏，我提了油污斑斕的畫箱下課，就在同時，四個如花似玉、嬌嬌滴滴的女孩兒也正好預備出門。我們碰上了。
那一剎那，彼此都有驚異，彼此都曾打量，老師介紹說，都是他的姊妹。我們含笑打了招呼，她們上車走了。
在回家的三輪車上，我低頭看著自己沒有顏色的素淡衣服，想著剛剛使人目眩神迷，驚鴻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覺，自己是一隻什麼樣的醜小鴨。
在那樣的年紀里，怎麼未曾想過外表的美麗？我的衣著和裝扮，回憶起來只是一片朦朧，鮮艷的顏色，好似只是畫布上的點綴，是再不會沾到身上來的。
在我們的家裡，姊姊永遠在用功讀書，年年做班長——她總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驚覺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親要打扮。母親帶著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選了黑漆皮的，我摸著一張淡玫瑰紅的軟皮愛不釋手。
沒有路走的人本來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悅的不肯脫下它。
那時，國外的衣服對我們家來說仍是不給買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從國外回來，送了家中一些禮物，另外一個包裹，說是送給鄰近趙姊姊的一件衣服，請母親轉交。母親當日忙碌，沒有即刻送過去。
我偷開了那個口袋，一件淡綠的長毛絨上衣躺在裡面。
這應該是我的，加上那雙淡紅的鞋，是野獸派畫家馬蒂斯最愛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別人的新衣，跑到畫室去了。沒有再碰到顧家的女兒，在我自以為最美麗的那一刻，沒有人來跟我比較。
我噹噹心心的對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還是沾上了一塊油彩。
潛回家後，我急急的脫下了它，眼看母親在找那件衣服要給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麼樣也擦不掉那塊沾上的明黃。
眼看是沒有別的法子，我拿起剪刀來，像剪糙坪似的將那一圈沾色的長毛給剪掉了，然後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親拿起來便給趙姊姊送新衣去了。
當年的那間畫室，將一個不願開口，不會走路，也不能握筆，更不關心自己是否美麗的少年，滋潤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現代文學》作品的刊出，是顧福生和白先勇的幫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個愛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試投《中央日報》，過不久，也刊了出來。沒敢拿給老師看，那麼樣的年紀居然去寫了一場戀愛，總是使人羞澀。
在家裡，我跟大家一起吃飯，也會跟弟弟驚天動地的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門，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兒，我也是安全的。
老師自己是一個用功的畫家，他不多說話，可是在他的畫裡，文學的語言表達得那麼有力而深厚，那時候他為自己的個展忙碌，而我並不知道，個展之後他會有什麼計劃。
他的畫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兩張，都是男性人體的，我喜歡得不得了，一張畫名字已不記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腦海里。另一張，一個趴著的人，題為《月夢》。
沒有能力買他的畫，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賣品。
在去了無數次畫展會場之後，下樓梯時碰到了老師，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講。那時候，我學畫第十個月了。
顧福生的個展之後，我們又恢復了上課。
我安然的跟著老師，以為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別的同學已經散了，我也在收拾畫具的時候，老師突然說：“再過十天我有遠行，以後不能教你了！”什麼，什麼，他在說什麼？
第一秒的反應就是閉住了自己，他再說什麼要去巴黎的話，聽上去好似遙遠遙遠的聲音，我聽不見。
我一句話都沒有說，只是對他笑了一笑。
“將你介紹給韓湘寧去學，他畫得非常好，也肯收學生，要聽話，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