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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動，便是在無人的午後繞著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輪式冰鞋刺耳的聲音之外，那個轉不出圈子的少年將什麼都鎖進了心裡，她不講話。
初初休學的時候，被轉入美國學校，被送去學插花，學鋼琴，學國畫，而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沒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鎖。
出門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東西，父母用盡一切愛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閉的癥結。當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療只有反抗更重，後來，我便不出門了。
回想起來，少年時代突然的病態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場數學老師的體罰，才驚天動地的將生命凝固成那個樣子。這場代價，在經歷過半生的憂患之後，想起來仍是心驚，那份剛烈啊，為的是什麼？生命中本該歡樂不盡的七年，竟是付給了它。人生又有幾個七年呢！
被送去跟顧福生老師學西畫並不是父母對我另一次的嘗試，而全然歸於一場機緣。
記得是姊姊的朋友們來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對被請來的姊弟，叫做陳繽與陳驌，他們一群人在吃東西，我避在一個角落裡。
陳驌突然說要畫一場戰爭給大家看，一場騎兵隊與印地安人的慘烈戰役。於是他趴在地上開戰了，活潑的筆下，戰馬倒地，白人中箭，紅人嚎叫，篷車在大火里焚燒……我不擠上去看那張畫，只等別人一哄跑去了院子裡，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張棄在一旁的漫畫，悄悄的看了個夠。後來陳驌對我說，那只是他畫著娛樂我們的東西而已，事實上他畫油畫。
陳驌的老師便是顧福生。
早年的“五月畫會”稍稍關心藝術的人都是曉得的，那些畫家們對我來說，是遠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場畫中的戰役，而被介紹去做了“五月”的學生。
要我下決心出門是很難的。電話中約好去見老師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寢食難安。
這不知是休學後第幾度換老師了，如果自己去了幾趟之後又是退縮了下來，要怎麼辦？是不是迫瘋母親為止？而我，在想到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駭得將房間的門鎖了起來。
第一回約定的上課日我又不肯去了，聽見母親打電話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靜靜的撕枕頭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門，一旦對我開啟時，我的命運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號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鈴，然後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懼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帶我穿過杜鵑花叢的小徑，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築出來的畫室里去。我被有禮的請進了並沒有人，只有滿牆滿地的油畫的房間。
那一段靜靜的等待，我亦是背著門的，背後紗門一響，不得不回首，看見後來改變了我一生的人。
那時的顧福生——唉——不要寫他吧！有些人，對我，世上少數的幾個人，是沒有語言也沒有文字的。
喊了一聲“老師！”臉一紅，低下了頭。
頭一日上課是空著手去，老師問了一些普通的問題：喜歡美術嗎？以前有沒有畫過？為什麼想學畫……當他知道我沒有進學校念書時，表現得十分的自然，沒有做進一步的追問和建議。
顧福生完全不同於以往我所碰見過的任何老師，事實上他是畫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覺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種溫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畫室回來的當日，堅持母親替我預備一個新鮮的饅頭，老師說那是用來擦炭筆素描的。
母親說過三天再上課時才去買，我竟鬧了起來，怕三天以後買不到那麼簡單的東西。
事實上存了幾日的饅頭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這份童稚的固執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麼？”老師在我身旁問我。
“一個石像。”
“還有呢？”
“沒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畫，一會兒老師再來！”說完這話，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麼都沒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對著那張白紙和書架發愣。
明知這是第一次，老師要我自己落筆，看看我的觀察和表達能有多少，才能引導我，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連握筆的勇氣都沒有，一條線也畫不出來。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個饅頭靜靜的握在手裡，不動也不敢離去。
“怎麼不開始呢？”不知老師什麼時候又進來了，站在我身後。
“不能！”連聲音也弱了。
老師溫和的接過了我手中的炭筆，輕輕落在紙上，那張白紙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顯出了朦朧的生命和光影。畫了第一次慘不忍睹的素描之後，我收拾東西離開畫室。
那時已是黃昏了，老師站在闊葉樹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頭，那件大紅的毛衣不在了。我一個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沒有吃晚飯便關上了房門。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掙扎了兩個多月之後，變得更神經質了。面對老師，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曉得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決心，而筆下的東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麼沒有天賦的學生面前，顧福生付出了無限的忍耐和關心，他從來沒有流露過一絲一毫的不耐，甚至於在語氣上，都是極溫和的。
如果當時老師明白的叫我停課，我亦是沒有一句話的。畢竟已經拖累人家那麼多日子了。
那時候，我們是一周上兩次課，同學不多，有時全來，有時只有我一個。
別人是下課了匆匆忙忙趕來畫室，而我，在那長長的歲月里，那是一周兩次唯一肯去的地方。雖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沒有掙扎。
有一日畫室中只有我一個人，凝望著筆下的慘敗，一陣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對老師說：“沒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後不要再來的好！”
我低著頭，只等他同意。
又要關回去了，又是長門深鎖的日子，躲回家裡去吧！在那把鎖的後面，沒有人看出我的無能，起碼我是安全的。
老師聽見我的話，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著，第一次問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說了，他又慢慢的講：“還那么小，急什麼呢？”
那時老師突然出去接一個電話，他一離開，我就把整個的上身撲倒在膝蓋上去。
我也不要做畫家，到底要做什麼，怎麼還會小，我的一生要如何過去，難道要鎖到死嗎？
“今天不要畫了，來，給你看我的油畫，來，跟我到另一間去，幫我來抬畫——”老師自然的領我走出去，他沒有叫我停課。
“喜歡哪一張？”他問。
老師知道什麼時間疏導我的情緒，不給我鑽牛角尖。畫不出來，停一停，不必嚴重，看看他的畫，說說別的事情。
那些蒼白纖細的人體，半抽象半寫真的油畫，自有它的語言在呼應著我的心，只是當時不能訴說內心的感覺。
以後的我，對於藝術結下了那麼深刻的摯愛，不能不歸於顧福生當年那種形式的畫所給予我的啟示和感動。“平日看畫嗎？”老師問我。
“看的，不出門就是在看畫，父親面前也是有功課要背的。”我說。
“你的感覺很特別，雖然畫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問：“有沒有試過寫文章？”
“我沒有再上學，你也知道——”我吶吶的說。“這不相干的，我這兒有些書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書架。
他自動遞過來的是一本《筆匯》合訂本，還有幾本《現代文學》雜誌。
“下次來，我們改畫水彩，素描先放下了，這樣好嗎？”老師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講了這句話。
對於這樣一個少年，顧福生說話的口吻總也是尊重，總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給我改航道，用顏色來吸引我的興趣，他順口說出來都是溫柔。
那時候中國的古典小說、舊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雜誌卻還是看痴了去。
波特萊爾來了，卡繆出現了。里爾克是誰？橫光利一又是誰？什麼叫自然主義？什麼是意識流？奧德賽的故事一講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麼藏著？Ｄ·Ｈ·勞倫斯、愛倫坡、芥川龍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們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來。
也是在那狂風巨浪的衝擊里，我看到陳映真寫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幾天生吞活剝的急切求知里，我將自己累得虛脫，而我的心，我的歡喜，我的興奮，是脹飽了風的帆船——原來我不寂寞，世上有那麼多似曾相識的靈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