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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偶爾的整人，成了我生活中一種不算惡意的玩笑。看了這張照片上——你，你在籠子裡的什麼地方呢？

　　  第一匹白馬

　　  白馬不是一輛吉普車，只是一輛普通的小型汽車。吉普車是每一個沙漠居民的美夢，可是太貴了。

　　  我們——先生和我，不喜歡分期付款，因此縮衣節食的省哪——省出來一輛最平民化的汽車錢。指定要白色的，訂了一個月不到，汽車飄洋過海的來了。

　　  沙漠的白天，氣溫高過五十度以上，車子沒有庫房，就只有給它曬著。等到下午由我開車去接先生下班時，得先把坐墊上放一小塊蓆子，方向盤用冷水浸過的抹布包住，這才上路。

　　  回想起來，也是夠瘋的了，就用這輛不合適沙漠情況的車子，三年中，跑了近十八萬公里的路。有一回，從西屬撒哈拉橫著往右上方開，一直開到“阿爾及利亞”的邊界去。

　　  又有一次，把車子往沙漠地圖下方開，穿過“茅烏尼它尼亞”一直開到“達荷美”；而今稱為貝林共和國的地方才停止。

　　  這輛車子——我們叫它“馬兒”的，性能好得教人對它感激涕零。它從來不在沙漠中賴皮。無論怎麼樣的路況，總也很合作的飛馳過去。

　　  就算是四個輪子都陷在沙里了，我們鋪上木板，加上毯子，用力一發動，白馬就勇敢的跳出來。馬兒吃的汽油少，而且從不生病。

　　  到了後來，沙漠的強風，夾帶著沙子，天天吹打著駕駛人要看路的那塊玻璃。將玻璃打成毛沙的了。

　　  “白xx眼睛毛啦！”我對先生說。

　　  那時候我們已經住在沒有沙塵的島上了。

　　  也捨不得換那片玻璃，將它當成了一場美麗生活的回憶。我們就在島上迷迷糊糊的開著它，直到有一天，鄰居說要買一輛舊車給大兒子去開。他，看中了我們的。

　　  我捨不得，雖然開出的價格十分引誘人。

　　  “換啦！”荷西說。我看看他，不講話。

　　  “都那麼多公里了，還不換，以後再也沒有人出這種價格了。”

　　  我終於答應了，看了一輛新車，又是白色的。那時候，正是失業的開始，我們居然很樂觀的去換了一輛車。  

　　  當那個買主來牽他的馬兒時，我將這匹帶給我們夫婦巨大幸福的好馬，里里外外都清潔了一遍。它走的時候，我跑到屋子裡去，不想看它離開。

　　  沒過幾天，撒哈拉的汽車牌照被新主人換成加納利島上的了。我急急的往鄰居車庫中跑，怕他將舊牌照丟掉。“拿去吧！我沒有丟。”鄰居說。

　　  我抱著車牌回來，將它擦了一遍，然後掛在車房裡。

　　  這兩三年來，那種屬於我們第一匹馬兒的汽車也開始進口台灣了。我特地跑去看了一看車型，走出來時，發覺自己站在台灣的土地上，那種“恍如一夢”的感觸，很深、也很迷茫。

　　  特別注意那種進口車的GG——寫得不夠引人。我心裡默想，這個進口商怎麼那麼不明白，在中國，第一個用這種車子去跑沙漠的人就是我。廠商找了些不相干的人去打GG，有什麼說服力呢？

　　  而他們，是不會看見這篇文章的——因為生意人不看書的占大多數。所以，我就不把這種好性能、好本事、好耐力的汽車名字講出來。

　　  鄉愁

　　  二十年前出國的時候，一個女友交在我手中三隻紮成一團的牛鈴。在那個時代里，沒有什麼人看重鄉土的東西。還記得，當年的台北也沒有成衣賣。要衣服穿，就得去洋裁店。拿著剪好的料子，坐在小板凳上翻那一本本美國雜誌，看中了的款式，就請裁fèng給做，而鈕扣，也得自己去城裡配。那是一個相當崇洋的時代，也因為，那時台灣有的東西不多。當我接過照片左方的那一串牛鈴時，問女友哪裡弄來的，她說是鄉下拿來的東西，要我帶著它走。搖搖那串鈴，它們響得並不清脆，好似有什麼東西卡在喉嚨里似的，一碰它們，就咯咯的響上那麼一會兒。  

　　  將這串東西當成了一把故鄉的泥土，它也許不夠芳香也不夠肥沃，可是有，總比沒有好。就把它帶了許多年，擱在箱子裡，沒怎麼特別理會它。

　　  等我到了沙漠的時候，丈夫發覺了這串鈴，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我看他好似很喜歡這串東西的造形，將這三個鈴，穿在鑰匙圈上，從此一直跟住了他。

　　  以後我們家中有過風鈴和竹條鈴，都只掛了一陣就取下來了。居住的地區一向風大，那些鈴啊，不停的亂響，聽著只覺吵鬧。不如沒風的地方，偶爾有風吹來，細細碎碎的灑下一些音符，那種偶爾才得的喜悅，是不同凡響的。

　　  以後又買過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鈴鐺它們發出的聲音更不好，比咳嗽還要難聽，就只有掛著當裝飾，並不去聽它們。一次我們住在西非奈及利亞，在那物質上吃苦，精神上亦極苦的日子裡，簡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樂的力量。當時，丈夫日也做、夜也做，公司偏偏賴帳不給，我看在眼裡心疼極了，心疼丈夫，反面歇斯底里的找他吵架。那一陣，兩個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最後常常抱頭痛哭，不知前途在哪裡，而經濟情況一日壞似一日，那個該下地獄去的公司，就是硬吃人薪水還扣了護照。

　　  這個故事，寫在一篇叫做《五月花》的中篇小說中去，好像集在《溫柔的夜》這本書里，在此不再重複了。就在那樣沮喪的心情下，有一天丈夫回來，給了我照片右方那兩隻好似長著爪子一樣的鈴。我坐在帳子裡，接過這雙鈴，也不想去搖它們，只是漠漠然。  

　　  丈夫對我說：“聽聽它們有多好，你聽——。”接著他把鈴鐺輕輕一搖。那一聲微小的鈴聲，好似一陣微風細雨吹拂過乾裂的大地，一絲又一絲餘音，繞著心房打轉。方要沒了，丈夫又輕輕一晃，那是今生沒有聽過的一種清脆入谷的神音，聽著、聽著，心裡積壓了很久的鬱悶這才變做一片湖水，將胸口那堵住的牆給化了。

　　  這兩隻鈴鐺，是丈夫在工地里向一個奈及利亞工人換來的，用一把牛骨柄的刀。

　　  丈夫沒有什麼東西，除了那把不離身的刀子。唯一心愛的寶貝，為了使妻子快樂，換取了那副鈴。那是一把好刀，那是兩隻天下最神秘的銅鈴。

　　  有一年，我回台灣來教書，一個學生拿了一大把銅鈴來叫我挑。我微笑著一個一個試，最後挑了一隻相當不錯的。之後，把那兩隻奈及利亞的銅鈴和這一隻中國鈴，用紅線穿在一起。每當深夜回家的時候，門一開就會輕輕碰到它們。我的家，雖然歸去時沒有燈火迎接，卻有了聲音，而那聲音里，唱的是：“我愛著你。”

　　  至於左邊那一串被女友當成鄉愁給我的三個銅鈴，而今的土產、禮品店，正有大批新新的在賣。而我的鄉愁，經過了萬水千山之後，卻覺得，它們來自四面八方，那份滄桑，能不能只用這片腳踏的泥土就可以彌補，倒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還是鎖住了

　　  之一

　　  這張圖上的手環在右邊，環上寫著“居家平安”，也可以念成“安平家居”、“平家居安”和“家居安平”。特別喜歡有文字刻著的飾物，更喜歡這隻手鐲。是作家徐訐先生的女兒尹白送給我的。常常想念這一對父女，尹白現在舊金山，許多年不見了，只是她給的話，總在環上。

　　  又是兩個中國鎖，緊鄰手環旁邊那只是作家農婦孫淡寧女士在香港機場掛在我頸上的，鎖用紅線扎著。幾年後線斷了。後來西班牙二哥夏米葉去加納利島上看我，我叫他用這個鎖再穿一串項鍊出來，那時我的先生已逝，我們坐在黃昏的海灘上穿珠子，輕輕的說著往事和再也聽不厭的有關他們兄弟之間的童年瑣事。穿穿拆拆弄出了這條鎖鏈，二哥給我戴上，第二天他就坐船走了。這條鏈子也是不常戴的，可是鎖進很多東西，包括穿珠子時落日照耀在大海上的餘暉還有我們說過的話。

　　  之二

　　  在香港的一間古飾店裡，看到三串銀鎖。我看中的那串在現在圖片裡靠近那串三角形細銀鏈的旁邊。

　　  它是鎖在一個小柜子里的，想看，店員小姐開了柜子放在我手中，價格也就看清楚了。對我來說，花太多的錢去買一樣心愛的東西只為著給自己欣賞，是捨不得的——除非它不貴。可惜它是貴的。但是我口袋裡也不是沒有錢。我把玩了一會兒，謝了店內小姐，轉去看另一個櫃窗，當時便買下了兩片彩陶包銀片的墜子，就是照片中後來用細銀鏈穿成三角形的那兩塊小東西。銀鏈是義大利的。回過來再說這條鎖項鍊，中間刻著“長命百歲”的這串。  

　　  買好了小東西，心中仍然牽掛它，想在離去之前再看一眼才走，可是它偏偏不在原來的地方了。當時店內另有兩位西方太太，我猜這一轉身，鎖是被她們買去了。問店員小姐，她說：“賣掉羅！”

　　  當天陪我上街的是兩位香港的好朋友，倪匡與金庸的太太。

　　  聽到鎖賣了，我的臉上大概露出了一絲悵然，雖然並沒有打算買的。那時金庸的太太笑出來了，也跟著說：“賣掉羅！”倪匡太太也在笑，我也不懂。

　　  逛街後我回旅館，下車時ＭＡＹ交給我一個小口袋，回房打開來一看，呀，我看的鎖就躺在裡面，那一霎的滋味真是複雜。很感激她們對我的友愛，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我真是高興由這種方式下得來的意外驚喜。

　　  以後常常戴它，如果有人問，就說是金庸太太ＭＡＹ用這種法子買給我的，它的裡面又加上了其他的含意，十分珍愛它，也常常想念這兩位好朋友。

　　  小丁神父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