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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哈敏的第一次,並不是為了那些衣服,當我走進他的店中去時,他不用英文,他說他自己的話:“沙拉麻里古”來招呼客人。
這句話,如此的熟悉,在撒哈拉沙漠時,是每天見人都用的阿拉伯文問候語。我初次聽見在美國有人說出這樣的句子來,心裡產生了一絲說不出的柔情,笑望著他,也答了一句“沙拉麻里古”。在雙方的驚異之下,我們自然而然成了朋友。我常常去他的店裡坐著,有時,也幫忙女客人給試衣服。哈敏的生意清淡,他專賣阿富汗和印度來的衣服和飾物,可是我卻看不上眼呢。我的去,純粹為著享受那份安靜的友誼。
他的話不多,問著,就答,不問,兩個人就坐著。“哈敏,你的妻子呢?”“在阿富汗呀!”“有沒有小孩?”“都嫁啦!”“那你一個人在西雅圖做什麼呢?”“開店呀!”“那你太太呢?”“她不肯來。”“那你也不回去嗎?”“那邊打仗呢。”
哈敏不回國辦貨色,他向一個美國人去批,批自己國家的東西。
“哈敏你不積極吔!”“夠了!”“首飾不好看。”“那是你挑剔呀!”“這樣不能賺錢。”“可以吃飽就好了啦!”
永遠是這種扯談似的對話,我覺得哈敏活得有禪味。
後來,我要走了,我去看他,跟他說再見。做朋友的半年裡,沒有買過他任何一樣東西。
“噯,要走了。”哈敏嘆了一口氣,根本沒有惋惜的意思,好似人的來去對他都是一種自然。
“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大聲些又講了一遍。
這個哈敏,才在最後的一刻,站了起來——他一向是坐在炕上的。他慢吞吞的打開被許多衣服塞滿的一個大鐵箱,用手到角落裡去掏,掏出了照片上那條項鍊來。
“你——這麼好的東西,為什麼早不給我看?”我瞪了他一眼,心裡想,無論什麼價格,都買下了。因為它太美了。“你以前又不走,何必看呢?”
“多少錢?”
“我太太的啦!”
“我問你多少嘛?”
“嘖,是我太太的啦!”
“那你要多少錢嘛?”
“你說多少?是我太太的。”
“一百美金。”
“好啦!不要忘了它是我太太的。”
我們付錢、交貨,這才來了可能不屬於阿富汗式的告別擁抱。就這樣,哈敏太太的項鍊跟我結上了緣。
亞當和夏娃
“如果他是亞當,那時候上帝並沒有給他鬍子刀,他的鬍子不會那麼短。”我說。
“這個時候亞當才造好了不久嘛!還沒有去吃禁果呢。”荷西說:“你看,他們還不知道用樹葉去做衣服,以此證明——。”“吃了禁果還不是要刮鬍子。”我說。
那時候,我們站在一個小攤子面前,就對著照片中這一男一女講來講去的。
因為價錢不貴,而且好玩,我們就把這一對男女買回家去了。藝術性不高的小玩意兒罷了,談不上什麼美感。這一對男女被放在書架上,我從來沒有特別去重視他們。有一天跟荷西吵架,沒有理由的追著他瞎吵。吵好了,我去睡覺,就忘了這回事。我的生氣是很短的,絕對不會超過五小時以上。如果超過了,自己先就覺得太悶,忍不住悶,就會去找荷西講話,如果他不理,我就假哭,我一哭,他就急了,一急就會喊:“你有完沒有?有完沒有?”我也就順水推舟啦,說:“完了,不吵了。對不起。”
有一次也是吵完了,說聲對不起,然後去廚房弄水果給荷西吃。廚房跟客廳中間有一個美麗的半圓形的拱門。道了歉,發覺荷西正往那一對裸體人形走過去,好像動了他們一下,才走開。
我跑過去看看人形,發覺他們變成面對面的了,貼著。我笑著笑著把他們並排放好。
以後我發覺了一個秘密,只要荷西跟我有些小爭吵——或說我吵他,那對裸體人形的姿勢就會改變。是荷西動的手腳。
吵架的時候,荷西把他們背靠著背;和好的時候,就貼著,面對面,平日我擦灰時,把他們擺成照片上的站姿。等到我不知覺的當兒,他們又變成面對面的了。
這個遊戲成了我們夫妻不講話時的一種謎語。有一天,我發覺荷西把那個“我的代表”,頭朝上向天仰著,我一氣,把他也仰天給躺著,變成腳對腳。沒過幾天再去看時,兩個人都趴在那裡。
本來沒有什麼道理的兩個小人,因為先生的深具幽默感,成了家中最有趣的玩具。
這一回賣掉了那幢海邊的家回到台灣來,當我收拾行李的時候,把這對人形用心包好,夾在軟的衣服里給帶回來。關箱子的時候,我輕輕的說:“好丈夫,我們一起回台灣去羅!”
知音
在這小小的台灣,一千八百萬人口擠著過日子。看起來嚇人——那麼多。可是在這一千八百萬人中,只找到兩個人,能夠跟我長談《紅樓夢》這本書——又那麼少。那種談法,是沒日沒夜痴談下去的。
其中的一個知音,住在台中。這一個,一年可能見面兩、三次。另一個是位方才二十多歲的好小子——空軍,駐防在花蓮。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只靠電話和通信。
其實對於“知音”兩字,定義上給它下得太嚴格了。談得來,而不談《紅樓夢》的,就不算。
總認為,社會上民間團體那麼多,集合在一起的人,總有一個宗旨,而為什麼我們這些愛紅樓的人,卻彼此碰也碰不到,也沒有什麼會呢?我的理想是:把“皇冠藝文中心”給租借下來,每星期五,只要有空,就去晃一下。而那批紅樓迷,也知道每星期五晚上,只要有空,在“藝文中心”就可以碰到其他的紅樓迷,大家見面,開講、爭論、分析、研究,甚而打架,那會有多麼好玩。
這只是個想法而已,不會實現的。
話說住在台中的那個朋友,他的人緣好極了,看書也多,做人非常平實,處事自有一套,而且是個中文系畢業的人。
以上幾點,並不構成知音的條件——如果沒有發現他是個紅迷的話。
我們這場友誼,開始在一個飯局上,直到數年之後,發覺只要單獨面對他,那十數小時的談話可以就釘住《紅樓夢》講下去,這才恍然大悟,來者是個這方好漢,不能錯過。本來,對於《紅樓夢》這一場纏了我終生的夢,在心靈上是相當寂寞的,因為無人可談。後來,得了個知音,我的紅樓,講著講著,理出了很多新發現,越講越紮實,越說越明白,好似等待了多年的曹氚之靈,化做己身,長江大河也似的湧現出來。我那可憐的朋友——知音,有時候飯都不給他吃,茶水也是涼的,他也不抱怨,總算很仁慈,給我昏天黑地的講個夠,還笑著點頭。
對於《紅樓夢》有關的書籍,我的不夠,知音的收藏就多了很多。我個人的看法還是盯住原本《紅樓夢》,不敢翻閱太多其他人寫的心得,怕自己受影響。不過有時候忍不住,還是拿來看。
許多次,我去外地旅行,看見有關紅樓的書籍,總會買回來,交給知音收藏。
有一次,得了一副撲克牌,那個圖畫,居然是“金陵十二金釵”。這一喜,非同小可,細細觀看畫片上面小姐們的衣服、頭飾、恣態、面容、背景,還有取的是書中哪一場景……。等到朋友從台中到台北來時,我拿出那副紙牌,一定要送給他。同時,還找到兩套《紅樓夢》的漫畫本,那是在新加坡。為了那些漫畫本,我將具象的《紅樓夢》“室內設計”看了個飽。那副紙牌,只有一副,朋友不肯收,要我存著。我想:他的收藏比我整齊,應該成全他。
兩個人推來讓去,結果朋友把牌一攤,分做兩疊,說:一人一半。
這我不答應,要就完整的,不然不要。
最後,這副紙牌——金陵十二金釵,去了台中。我的心中,大喜。
後來,朋友去了金門一趟。金門沒有關於《紅樓夢》的東西,不比香港、日本、新加坡。
在我的紅樓知己由金門返回台灣來時,他送了我照片中這兩副“粿模”,算是民俗藝品的部份吧。將這兩副模子,放在客廳方几上,它們跟我的家,那麼相稱,不愧是知音的禮物。請看這兩個模子,一面雕著龜甲紋樣,象徵吉祥。反面沒能拍出來,雕著桃形,也象徵吉瑞。中間寫個“壽”字,取龜長壽之意。
所有龜粿俗稱“紅粿”,這種將糯米磨成粿漿,染成紅色的民間食物,可以用於各種喜事,如結婚、謝神、上壽。在台灣民俗中,也用紅粿供拜。如果媳婦生了男孩,到祖先墳上掃墓時,也以紅粿祭拜,那就叫做“印墓粿”了。
照片中另一條長長的“粿模”,刻的是動物和花糙,據說這是早年做喜餅的模子,是女家分贈給親友的一種“訂婚通知”。這兩方禮物,來自一場《紅樓夢》的結緣。我倒是又在想,這種食品——糯米做的,黛玉妹妹絕對不能吃,吃了萬一哭泣,是要胃痛的。倒是史湘雲大妹子,吃它一個無妨。
煲
這是一句西方的諺語,說得真好——閃爍的並不一定是金子。它是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