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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上看到的酒袋，全是又古又老，黑漆漆的，而土產店中找不到這種東西。

　　  有一年，還是做學生的時代，月底姐姐給寄來了十塊美金。收到那筆意外的財產——對，叫它財產，趕快跑去百貨公司看裙子。當年，對於一個窮學生來說，十塊美金可以做許多事情，例如說：買一條裙子、換一個皮包、去做一趟短程的旅行，或者用它來拔掉一顆長斜了的智齒。結果沒有去拔牙，忍著。也沒有買新衣服，省著。當然，拿了這十塊錢，坐火車，奔向古城賽歌維亞，做了一日之游。就在賽歌維亞的老廣場上，掛著這好多隻黑色的酒袋。驚見它那麼容易的出現在眼前，真有些不能相信。那時候年紀輕，對什麼都比較執著，再看繞著酒袋的竟是一股粗麻繩時，愛悅之心又加了許多，立意要把它買下來。

　　  買個酒袋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付完了錢，店主把人叫進店裡面去，開始教我怎麼保養它，說：先得用白蘭地酒給倒進去，不停的晃很久很久，再把酒倒出來——那時裡面塞fèng的膠也可以跟著洗乾淨了。以後的日子，無論喝是不喝，總得注滿了葡萄酒，那酒袋才不會幹。

　　  買下了酒袋，吃了一點東西，沒了回程的車錢。這倒也很容易，那天傍晚，坐在一輛大卡車司機的位子旁回到馬德里——搭便車的。  

　　  許多許多年過去了，這個皮酒袋總是被照顧得很當心。即使人去旅行時，放在西班牙家中的它，總也注滿了酒掛在牆上。

　　  倒是這一次回到台灣來之後，一直讓跟回來的它乾乾的躺在箱子裡。總想，有時間時，上街買一瓶好葡萄酒去浸軟它，而時間一直不夠用，這個應當可以用一輩子的東西，竟在自己的國土上，一日一日乾癟下去。就如我的人一般，在這兒，酒也不大喝了，因為那種苦苦澀澀的葡萄酒並不好找。

　　  在這兒，一般人喝的葡萄酒，不是太甜就是酸的。由一個酒袋，幾乎想扯出另一篇《酒經》來。

　　  每看台灣電視上，大富人家喝洋酒時，將杯子用錯，心裡總有一絲好奇和驚訝——我們的崇洋心理不減，可是又不夠透呀。

　　  十字架

　　  它躺在一個大花搪瓷的臉盆里，上面蓋了一大堆彩色的尼龍珠串和髮夾，整個的小攤子，除了十字架之外，全是現代的製品，翻到這古舊的花紋和造型，我停住了。然後將它拿出來，在清晨的陽光下琢磨了一會兒，只因它那麼的美，動了一絲溫柔，輕輕問那個賣東西的印第安女人：“是你個人的東西嗎？”她漠然的點點頭，然後用手抓一小塊米飯往口裡送。十字架的頂端，可以掛的地方，原先扎著一段粗麻繩，好似一向是有人將它掛在牆上的樣子。“你掛在家裡的？”我又問，女人又點點頭。她說了一個價錢，沒法說公不公道，這完全要看買主自定的價值何在。我沒有還價，將要的價錢交了出去。  

　　  “那我就拿走啦！”我對那個女人說，心底升起了一絲歉疚，畢竟它是一個有著宗教意義的東西，我用錢將它買了下來，總覺對不住原先的主人。

　　  “我會好好的給你保存的。”我說，攤主人沒有搭理我，收好了錢，她將被我掏散的那一大堆珠子又用手鋪平，起勁的喊起下一個顧客來。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的厄瓜多高原的小城ＲｉｏＢａｍｂａ的清晨市集上。

　　  手上的光環

　　  它們一共是三隻手環，第一年的結婚日，得了一隻，是左圖上單獨平躺的那隻。尺寸小，合我的手腕，不是店裡的東西，是在撒哈拉沙漠一個又一個帳篷里去問著，有人肯讓出來才買下來的。

　　  很愛它，特別愛它，沉甸甸的拿在手中覺得安全。後來，我跟我的先生說，以後每年都找一個給我好不好。可是這很難買到，因為這些古老的東西已經沒有人做了。第二年的結婚紀念我又得了一個，第三年再一個，不過它們尺寸大了些，是很辛苦找來的。於是我總是將大的兩隻先套進手腕中去，最外面才扣那隻小的，這樣三隻一串都不會滑落。在撒哈拉沙漠一共三年，就走了。

　　  第一張床罩  

　　  結婚的時候，床墊子是放在水泥地上的，為了床架太貴，就只有睡在地上。

　　  那時候，我只有一床床單，好在沙漠的太陽又熱又永恆，洗的床單，曬在天台上一下子就幹了，可以晚上再用。

　　  沙漠風沙大，那個床，沒有罩子，晚上睡前總得把床單用手刷了又刷，才沒有睡在沙地上的感覺。

　　  結婚三個月以後，存了一些錢，我開始去逛回教人的小店——看他們的掛氈，手織的。

　　  挑了好久好久，都不滿意那太多鮮紅色的配色，直到有一天，在一位沙漠朋友的家裡，突然看見了照片上這一幅氈子。我跟朋友一面喝茶、一面算計著他的寶貝。他說那是祖母時代的陪嫁，只有客人來了才拿出來的。

　　  那頓茶，得喝三道，第三道喝完，就是客人告辭的時候了。

　　  我故意不去碰杯子，人家只有讓我慢慢的喝，那第三道茶，就倒不出來了。

　　  最後我說，要買那個氈子。主人聽了大吃一驚。

　　  我很壞，用金錢去引誘這家人。讓出了普通店鋪內五倍的價格，就稱謝而去。

　　  對於這種事情，是不跟先生商量的，他根本隨我，就算講了，也不過答個“好”字罷了。我的先生對金錢不很看重，反正領了薪水，往我面前用力一丟，大喊一聲：“哈！”就算了。  

　　  出了一個好價格，我就不再去那位朋友家死纏了。這是一種心理戰術，不教對方看出來我實在渴想要這件東西。

　　  沒過了半個月，那個朋友的太太，蒙著面紗，在我家門口走來又走去，走來又走去，我站在窗口對她微笑，一句也不說她家那條氈子的話。

　　  為了抵擋不住那個價格的引誘，在月底不到，而朋友家的錢都花光了的情形下，這條氈子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被那家的女人摸著黑，給送來了。我笑嘻嘻的收下了等於是全新的氈子，數了幾張大鈔給她。

　　  “從明天開始，只可以吃駱駝肉。”我對先生說。他講：“你不去軍中福利社買牛肉、蔬菜了？”我笑著將他拉去臥室，床上鋪著的是那麼美麗的一個床罩。我說：“你就吃氈子好羅。這個東西，在精神上是很好吃的喔！”

　　  媽媽的心

　　  去年春天，我在美國西雅圖附近上學，聽說住在台灣的父母去泰國旅行，這一急，趕快撥了長途電話。

　　  泰國其實全家人都去過，因為它的異國風情太美，總有人一有機會就去走一趟。我的父母也不是第一次去，可是他們那一回要去的是清邁。  

　　  照片中的項圈在台北就有得買，只是價格貴了很多。看了幾次都沒捨得買，倒是齊豫，唱《回聲》的她，在台灣南部一同旅行時，很慷慨的借了好幾次給我掛。那是前年，赴美之前的事情了。

　　  聽說媽媽要去清邁，那兒正好是這種項圈出產的地方，當然急著請求她一定要為我買回來，而且要多買幾副好放著送人。

　　  長途電話中，做女兒的細細解釋項圈的式樣，做母親的努力想像，講了好久好久，媽媽說她大概懂了。

　　  啟程之前，母親為著這個託付，又打了長途電話來，這一回由她形容，我修正，一個電話又講了好久好久。等到父母由泰國回來了時，我又打電話去問買了沒有，媽媽說買了三副，很好看又便宜，比台北價格便宜了十八倍以上，言下十分得意，接著她又形容了一遍，果然是我要的那種。

　　  沒過幾天，不放心，又打電話去告訴媽媽：這三副項圈最好藏起來，不要給家中其他的女人看到搶走了。媽媽一聽很緊張，立即保證一定密藏起來，等我六月回來時再看。

　　  過了一陣，母親節到了，我寄了一張卡片送給偉大的母親，又等待在當天，打電話去祝福、感謝我的好媽媽。正想著呢，台灣那邊的電話卻來了，我叫喊：“母親節快樂！”那邊的聲音好似做錯了事情一樣，說：“妹妹，項圈被姆媽藏得太好了，現在怎麼找都找不到，人老了，容易忘記，反正無論如何是找不到了——。”  

　　  我一急，也不知體諒人，就在電話里說：“你是個最偉大的媽媽，記性差些也不要緊，可是如果你找得出那些項圈來，一定更有成就感，快快去想呀——。”

　　  那幾天，為了這三副項圈，彼此又打了好幾回電話，直到有一天清晨，母親喜出望外的電話驚醒了我，說：找到了。“好，那你再去小心藏起來，不要給別人搶去，下個月就回來了。”我跟母親說。

　　  等我回到台灣來時，放下行李，立刻向母親喊：“來看，拿出來給看看，我的項圈——。”

　　  聽見我討東西，母親輕叫一聲，很緊張的往她臥室走，口中自言自語：“完了！完了！又忘了這一回藏在什麼地方。”父親看著這一場家庭喜劇，笑著說：“本來是很便宜就買來的東西，給你們兩個長途電話打來打去，價格當然跟著亂漲，現在算算，這個電話費，在台北可以買上十個了。”說時，媽媽抱著一個椅墊套出來，笑得像小孩子一樣，掏出來三副碰得叮叮響的東西。

　　  我立即把其中的一副寄了去美國，給了我的以色列朋友阿雅拉，另外兩副恰好存下來拍照片。

　　  上兩個月吧，新象藝術中心又叫人去開會，再三商討歌舞劇《棋王》的劇本。我穿了一件大毛衣，掛上這條項圈，把另一個放在大信封里。

　　  當我見到擔任《棋王》歌舞編排的茀勞倫斯·華倫時，我把信封遞上去嚇她，果然給了這位美麗的女子好一個驚喜。當她上來親吻我道謝時，我將外套一拉，露出自己戴著的一條，笑喊著：“我們兩個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