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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我脫下的那隻表呢?明明好好的放在長褲口袋裡。

    就因為那批人一直刷牙、一直刷牙,教人看呆了,才下意識的抓錯了別人的表。

    歸還了日本小姐那隻屬於她的表,一直用英文解釋,她不知是懂是不懂。我掏出自己的表來給她看,想說清楚。這時候,一個圍觀的日本老女人吸一口氣,驚嘆的說:“啊——還拿了另外一隻呢。”這句話我聽得懂,漲紅了臉,無以解釋,趕快跑掉了。

    等到這一批乘客和我,都在等候著再度上機,向瑞士飛去時,她們一致怒目瞪著我,那種眼光,使人坐立不安。

    在沒有法子逃避這群人的注視時,我只有轉身去了機場的禮品店。心中同時在想,那批當我小偷的女人,一定想:“現在她又去偷禮品店啦!”

    就在這種窘迫的心理下,胡亂選了一幅印度手工的小掛氈,算做殺時間。

    那時,乘客已經登機了。

    店主好意要給我一個袋子裝掛氈,為了趕時間,我說不必了,拿起氈子抱在胸前就往飛機的通道跑。

    等我在機內穿過那一群群日本女人的座位時,她們緊盯住那條沒有包裝的氈子看,那一霎間,好似又聽到有人悄悄的在說:“小偷、小偷,這一回偷了一條掛氈。”  

    初見茅廬

    居住在台灣,我的活動範圍大致只是台北市的東區。這個東區,又被縮小到一條路——南京東路。由這條路,再做一個分割,割到它的四段。由這四役,來個橫切——一百三十三巷,就是我的家了。

    常常問自己,跑遍世界的一個浪子,可能安然在一條巷子裡過活嗎?答案是肯定的,不但可以,而且活得充滿了生命力。如果有人問我:一旦你住在國外,只一條街,可能滿足一切精神和物質的需求嗎?我想,那不可能,即使在紐約。台北市的蓬勃,是世界上任何大都會都比不上的。我們且來看看我家的這條巷子——請你從巷口的火鍋城開始走進來,你可以買水果、看人做鹼蘇雞、看人爆米花、看人做小蛋糕。你可以經過咖啡館,讀一讀《今日快餐》又換了什麼花樣。你可以溜過西藥房,告訴老闆你喉嚨痛。同時,等著拿喉片的時候,跑到隔壁文具店去翻那些花花綠綠的雜誌。如果你好吃,燒烤店內掛著叫你掉口水的東西。萬一你想起香菸快抽光了,那街角的雜貨鋪有求必應。就算家中玻璃沒有打破,玻璃店前那些掛著寄賣的名畫複製品也可以走上去看一看,然後你買下的可能是一隻小小的圓鏡子。九十塊一隻的手錶在台灣那麼容易買到,如果你的表不靈了,把它丟掉好了,走進鐘錶眼鏡店再看一隻,買下的又可能是一隻大掛鍾——如果你跟老闆去卿天。  

    下班的主婦一向很從容,巷子右邊一排排菜肉攤好似水彩畫,不到晚上九點以後不打烊。你倦了,先買一顆檳榔在嘴裡咬咬,再請那中藥鋪給些“燒酒雞”的藥材,然後你橫走五步,有人可以替你現殺土雞——這十分可怕,還問你要不要血水。如果你不可怕,塑膠袋內提回去的可以是一袋血。

    也許你提了血又噁心,那麼下一站擺的是鮮花——買一大把百合吧。又可能,明天早晨孩子的牛奶、麵包家裡沒有了,那麼順便再走幾步。買好牛奶回來,大聲向修冷氣機的青年喊一聲:“我的冷氣機好了沒有?天快熱了,你得趕快呀!”這時候,你突然發覺你的小孩一個人坐在路邊攤上吃刨冰,你凶他一聲的同時,這隻手正向美髮店內招,叫著:“吃過晚飯要洗頭哦!”當你已經快走到家了,想起你的侄女生了個小娃娃,這一想,你沒有回去,繞去了金子店,討價還價買下一隻小小的金鎖片。這時候,照相館的老闆也在向你打招呼,喊著:“全家福的放大照已經洗出來了。很好看。”

    好不容易就要上樓了,修車廠的小徒弟對你笑一笑,你突然跟他講起要買一輛二手車。當你跟去看看“恰好”有輛二手車的同時,你比小徒弟走慢了半拍,你不知不覺站定了腳步,開始對著“水族館”里的日光燈魚發呆,搞不清楚這魚為什麼叫做燈。  

    然後,你經過寵物店、水電修理、油漆鋪、打字行、茶葉莊、佛具用品、五金行、洗衣坊、牛肉麵、肉羹攤……回家。當你站在家門前時,發覺鑰匙給放在公司抽屜里了,而被你凶過的小孩身上根本沒放角鑰。那當然不是世界末日,你甚至不必自己跑腿,吩咐小孩下樓去喊鎖匠。不到五分鐘,你進門啦!回家真好。

    是的,以上這些這些所見、所聞、所生活的大千世界,全在台北市這短短一條小街上。就算在這裡生活一輩子,每天都是不同——包括那一隻一隻被殺的母雞。

    於是,七個月居住在台灣的時間,我都花在這條巷子裡,而且忙不過來。巷子的左右兩邊,一共排了四、五行,這在我們中國,叫做“衖”。現在都不這麼寫了,現在寫成“弄”。不必存心做什麼,只要在這些“分巷”——弄,裡面去走走,光是看看別人家的大門和各色各樣的陽台,就可以度過極驚喜的好時光。我又因此更加忙不過來。

    也是那麼一天,經過六弄的“公寓教堂”,經過一家電器行,想右彎過去,去一家上海小食店買咸月餅吃的時候,突然發現,什麼時候,在這巷子底的轉角,開了一間茶藝館。對於茶,從來不很在意,總是大杯子喝冰茶又放糖的那種人。  

    那家茶館所吸引我的,不是茶,而是他們丟在店外面的民俗品。石磨、石臼、老罈子、陶器、古桌,那麼漫不經心的給放在外面街上——大大方方,不怕人偷的那種大器。看著看著,玩心浮了出來,想把那隻石磨給買下來,眼睛朝左一瞄,又見木架上另一隻老石磨,那麼全都買下吧。一隻小的給自己,一隻大的送朋友。

    那天回去時並沒有把石磨給掮回去,倒是提回了一口袋小月餅。茶藝館內的人很放心別人打量他們的東西,並不出來審問。沒有人來審問,我就也不去審人——沒問價格。在家中晚餐的時候,跟父母講起我的新發現,說:社區內又多了一個去處。當然講起那隻石磨啦。母親說:你用它來做什麼,那麼重的?我說:我就把它給擺著,不做什麼。

    吃過晚飯,不大放心,又去看了一次。還好,都在。這一回,店裡跑出來一個下巴尖尖的瘦子,臉上笑笑的,眼光銳、口也甜,見了我,立刻叫——陳姐姐。是個精明人,反應好快。

    他是年輕,輕得人都是沒長滿的樣子,很一副來日方長的架勢。一雙手,修長修長的。

    我們買賣東西,雙方都慡快,沒幾句話一講,就成交了。約好第二天用小貨車去搬。說著說著,老毛病又發了,什麼民俗啦、什麼老東西啦、什麼刺繡啦、什麼木雕啦……全都站在店門口談了個夠。一面講一面踢踢石磨,那旁觀者看來,必定認為我們在講“大家樂”,不然兩個人的表情怎麼那麼樂呢。就這樣,我走了,走了幾步,回過頭來,方才看見一串紅燈籠在晚風裡搖晃,上面寫著“茅廬”。  

    那是我初次見到茅廬的主人——陳信學。第二天,去搬石磨的時候,信學的太太跑了出來,大家叫她——小琪。這一對痴心民俗藝品的瘋子,跑到我們這個社區來開茶藝館,兼賣古董。那個茶館裡呀,連曾祖母的老木床都給放進去了。喝茶的人可以上床去喝,只是小琪不許客人拉上帘子,也不許人躺,只許人盤腿坐著。

    以上的故事還沒有照片出來。只因我還算初去。

    織布

    照片背景用的是一塊手織的布,南美印第安人的老布,染料來自天然的礦粉和植物。織得緊密,花紋細繁,機器再也弄不出來的。人說,要織半年八個月,才得這麼一塊好東西。

    得了這塊布以後,也不敢拿它來做背心,只在深夜裡捧出來摸摸看看,幻想長辮子黑眼珠的印第安女子織了它本是做嫁妝的,好叫人知道,娶過來的新娘不但美麗還有一身好手藝,是一個值得的姑娘。

    PEPA情人

    那一年,因為聖誕節,丈夫和我飛回馬德里去探望公婆和手足。

    過節的日子,總比平日吃得多,家中每一個女子都在喊:“要胖了,又要胖了,怎麼辦,再吃下去難看死了——。”說歸說,吃還是不肯停的。我,當然也不例外。  

    丈夫聽見我常常叫,就說:“你不要管嘛!愛吃就去吃,吃成個大胖子沒有人來愛你,就由我一個人安心的來愛不是更好!”

    我聽見這種說話就討厭,他,幸災樂禍的。

    有一年,丈夫去受更深的“深海潛水訓練”,去了十八天,回來說認識了一個女孩子,足足把那個女孩贊了兩整天,最後說了一句:“不知道哪個好福氣的男人把她娶去,噯——。”

    我含笑聽著聽著,心裡有了主意,我誠心誠意的跟丈夫講:“如果你那麼讚賞她,又一同出去了好幾次,為什麼放棄她呢?我可以回台灣去住一陣,如果你們好起來了,我就不回來,如果沒好多久就散了,只要你一封電報,我就飛回你身邊來,你說好不好?”

    那一次他真正生氣了,說我要放棄他。我也氣了,氣他不明白只要他愛的人,我也可以去愛的道理。

    聖誕節了,丈夫居然叫我吃胖吃胖,好獨占一個大胖子,我覺得他的心態很自私。

    就在丈夫鼓勵我做胖子的那幾天,我偷偷買下了一個好胖的陶繪婦人,送給他做禮物。

    當他打開盒子看見了名叫PEPA的女人時,我打了一下他的頭,向他喊:“滿意了吧?一個胖太太加一個胖情人。”

    後來,包括鄰居的小孩到家裡來玩的時候,都知道那是荷西的“情人”,是要特別尊敬的,不可以碰破她那胖胖的身軀。因為小孩子知道,這位情人,是我也愛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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