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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中飯時，我們就談起來了。“她媽媽講流血啊什麼鬼的，我坐第一排，聽到啦。”我說。“流血什麼意思？”“就是完蛋了！”“怎麼完？”“就是從此要當心了，一跟男生拉手，就死了。”“怎麼會死？”“不是真死啦！傻瓜，是會生出一個小孩子來。”“小孩子是這樣來的呀！”我們聽得變色。“沒有那麼簡單，真笨！還要加親吻的，不親只拉手小孩子哪裡會出來？”其中一個楊曼雲就講了。“一親一吻，血跟男人就會混了，一混，小孩就跑出來了。”
我們七個姊妹嚇得很厲害，慶幸自己的血暫時還不會跟什麼人能混，發誓要淨身自愛，別說接吻了，連手也不要去跟人碰一下才能安全。從那次以後，在學校看見我那同住一個大家庭的小堂哥陳存，都不跟他講話。
雖然對於生小孩子這件事情大家都有極大的恐懼，可是心裏面對那些鄰班的男生實在並沒有惡感。講起男生來當然是要罵的，而且罵得很起勁，那只是虛張聲勢而已。其實，我們女生的心裡都有在愛一個男生。
這種心事，誰都不肯明講。可是男生班就在隔壁，那些心中愛慕的對象每天出出進進，早也將他們看在眼裡、放在心底好一陣子了。
多看了人，那些男生也是有感應的，不會不知道，只是平時裝成趾高氣揚，不太肯回看女生。朝會大操場上集合時，還不是輕描淡寫的在偷看。這個，我們女生十分瞭然。
有一天我們結拜姊妹里一個好傢夥居然跟鄰班的男生講了三兩句話。等我們悄悄聚在一起時，才說，男生也有七個，約好以後的某一天，雙方都到學校附近的一個小池塘邊去。這叫做約會，男女的。我們也懂得很。
問我們敢不敢去，大家都說敢。可是如何能夠約時間和哪一天，實在不能再去問，因為眾目睽睽，太危險了。
沒想到第二日，就有要跟我們約會的那群男生，結隊用下課的時間在我們教室的走廊上罵架，指名罵我們這七個姊妹。不但罵，而且拿粉筆來丟我們，最後乾脆丟進一個小布袋的斷粉筆來。我們衝出去回罵，順手撿起了那個白粉撲撲的口袋。圍得密密的人牆——七個，打開袋子，裡面果然藏著一張小紙片，寫著——就在今天，池塘相會。
事情真的來了，我第一個便心慌。很害怕，覺得今生開始要欺騙媽媽了，實在不想去做。我是六歲便進了小學的，年紀又比同學要小一些。男女之事，大人老講是壞事，如何在六年級就去動心了？媽媽知道要很傷心的。倒沒有想到老師和學校，因為我心中最愛的是媽媽。
要面子，不敢臨陣脫逃，下了課，這七個人背了書包就狂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長滿了遍地含羞糙的池塘邊去。也許女生去得太快了，池塘邊男生的影子也沒一個，當時，在台北市，含羞糙很多的。我最喜歡去逗弄它們，一碰就羞得立即合上了葉子。等它合了好久好久，以為可以不羞了，我又去一觸，剛剛打開的那片綠色，嘩一下又閉起來了。
就蹲在池邊跟糙玩，眼睛不時抬起來向遠處看，眼看夕陽西下，而夜間的補習都要開始了，男生們根本沒有出現。離開池塘時，我們七個都沒有講太多話，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害，難堪極了。
也不敢去問人家為何失約，也不再裝腔作勢的去罵人了，只是傷心。那時候快畢業了，課業一日加重一日，我們的心情也被書本和老師壓得快死了，也就不再想愛情的事情，專心念起書來。
總也感染到了離愁，班上有小朋友開始買了五顏六色的紀念冊，在班上傳來傳去。或留幾句話，或貼一張小照片，寫上一些傷感與鼓勵的話語，也算枯燥生活中心靈上一些小小的漣漪。
男生班裡有一個好將——不是我中意的那個，居然將他一本淺藍色的紀念冊偷運進了我們七姊妹的書包里。我們想，生離死別就在眼前，總得留些話給別人，才叫義氣，這個風險一定要冒一下的。於是，在家中大人都睡下的時候，我翻出了那本紀念冊，想了一下就寫——“沈飛同學：好男兒壯志凌雲。陳平上。”寫完我去睡覺了。紀念冊小心藏進書包里，明日上學要傳給另外的女生去寫。
第二天早晨，媽媽臉色如常，我匆匆去學校了。等到深夜放學回家，才見父母神色凝重的在客廳坐著。媽媽柔聲可是很認真的問：“妹妹，昨天，你寫的那本紀念冊是給男生的，別以為我們不知道。好男兒壯志凌雲，是什麼意思？”我羞恥得立即流下了眼淚。細聲說：“我想，他長大了要去當空軍。”“他當空軍？你怎麼會知道？交談過了嗎？”我拚命的搖頭，哪裡曉得他要做什麼，只因為他名字上就一個“飛”字，我才請他去凌雲的。
父母沒有罵也沒有打，可是我知道跟男生接觸是他們不高興的事。仍然拚命流淚。後來，父母說以後再也不許心裡想這種事情，要好好用功等等，就放我上床去了。
眼看畢業典禮都快來了，男生那一群也想赴死一戰，又傳了話過來，說，填好“初中聯考志願單”的第二天是個星期日，學校只那一次不必補習，要約我們七個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劇場”看一次電影。
我雖然已經被父母警告過了，可是還是不甘心，加上那時候鉛筆盒底下一直放著拾塊錢——足夠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場電影了此心愿，回家即使被發現了受罰，也只有受下來算了。
那時候，坐公共汽車好像是三毛錢一張票，電影要六塊。我們七個人都有那些錢。也不知，女生看電影，在當時的社會是可以由男生付帳的。
很緊張的去了，去了六個，王美娟好像沒有參加，反正是六個人。也沒有出過遠門，坐公車不比走路上學，好緊張的。我們沒有花衣服，一律穿制服——白衣黑裙。
延平北路那家“榮安銀樓”老店旁的電線桿下，就聚著那群男生。我們怯怯的還沒有走到他們面前，他們看見我們來了，馬上朝“第一劇場”的方向走去。男生走，我們在好遠的後面跟。等到窗口買票時，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講：後面來的女生最好給劃同一排的票。他們買了票，看了我們幾眼，就進去了。我們也買了票，進去坐下，才發現男生一排坐在單號左邊，我們一排在雙號右邊好幾排之後。
那場電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麼。起碼心裡一直亂跳，不知散場以後，我們和男生之間的情節會有什麼發展。
散場了，身上還有三塊多錢。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圓環吃一碗仙糙冰，男生沒有吃，站得遠遠的，也在一根電線桿下等。後來，公車來了，同學都住一區的，坐同樣的車回家，也是前後車廂分坐，沒有講話。
下車，我們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錯的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對象。那一場拚了命去赴的約會，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見，女生跟女生揮手的黃昏里，這麼樣過去了。
一生的愛
那時候，或說一直到現在，我仍是那種拿起筆來一張桌子只會畫出三隻腳，另外，一隻無論如何不知要將它擱在哪裡才好的人。如果畫人物或鳥獸，也最好是畫側面的，而且命令他們一律面向左看。向右看就不會畫了。
小學的時候，美術老師總是拿方形、圓錐形的石膏放在講台上，叫我們畫。一定要畫得“像”，才能拿高分。我是畫不像的那種學生，很自卑，也被認為沒有藝術的天分。而藝術卻是我內心極為渴慕的一種信仰，無論戲劇、音樂或舞蹈，其實都是愛的。
就因為美術課畫什麼就不像什麼，使我的成績，在這一門課上跟數學差不多。美術老師又凶又嚴肅，總是罰畫得不好的同學給他去打掃房間。那一年，我是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孩子，放學了，就算不做值日的那一排要整理教室，也是常常低著頭，吃力的提著半桶水——給老師洗地去啦！因為畫不像東西。
美術課是一種痛苦，就如“雞兔同籠”那種算術題目一樣。我老是在心裡恨，恨為什麼偏要把雞和兔子放在一個籠子裡叫人算他們的腳。如果分開來關，不是沒有這種演算的麻煩了嗎？而美術，又為什麼偏要逼人畫得一模一樣才會不受罰？如果老師要求的就是這樣，又為什麼不用照相機去拍下來呢？當然，這只是我心裡的怨恨，對於什麼才是美，那位老師沒有講過，他只講“術”。不能達到技術標準的小孩，就被譏笑為不懂美和術。我的小學美術老師是個不學無術的傢伙，這，是現在才敢說給他的認識。
本來，我的想像力是十分豐富的，在美術課上次次被扼殺，才轉向作文上去發展了——用文字和故事，寫出一張一張畫面來。這一項，在班上是拿手的，總也上壁報。
說起一生對於美術的愛，其實仍然萌芽在小學。那時候，每到九月中旬，便會有南部的軍隊北上來台北，等待十月十日必然的閱兵典禮。軍人太多，一時沒有地方住，便借用了小學的部分教室做為臨時的居所。兵來，我們做小孩的最歡迎，因為平淡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不同的顏色加入，學校生活變得活潑而有生趣。下課時，老兵們會逗小孩子，講槍林彈雨、血肉橫飛又加鬼魅的故事給我們聽。也偶爾會看見兵們在操場大樹上綁一條哀鳴的土狗，用刺刀剝開狗的胸腔，拿手伸進去掏出內臟來的時候，那隻狗還在狂叫。這驚心動魄的場面，我們做小孩的，又怕又愛看，而日子便很多采又複雜起來了。
每一年，學校駐兵的時候，那種氣氛便如過年一樣，十分激盪孩子的心。
在學校，我的體育也是好的，尤其是單槓，那時候，每天清晨便往學校跑，去搶有限的幾根單槓。本事大到可以用雙腳倒吊著大幅度的晃。蝙蝠睡覺似的倒掛到流出鼻血才很高興的翻下來，然後用腳擦擦沙土地，將血跡塗掉。很有成就感的一種出血。
兵駐在學校的時候，我也去練單槓。
那天也是流鼻血了，安靜的校園裡，兵們在蹲著吃稀飯饅頭。我擦鼻血，被一個偶爾經過的少校看見了；認識那一顆梅花的意義。那個軍官見我臉上仍有殘血，正用袖子在擦，就說：“小妹妹，你不要再倒掛了，跟我去房間，用毛巾擦一下臉吧！”我跟他去了，一蹦一跳的，跟進了他獨立的小房間；大禮堂後面的一個房內。那時，駐的兵是睡教室里的，有些低年級的同學讓出了教室，就分上下午班來校，不念全天了。官，是獨占一小間的。
軍官給我洗臉，我站著不動。也就在那一霎間，看見他的三夾板牆上，掛了一幅好比報紙那麼大的一張素描畫。畫有光影，是一個如同天使般煥發著一種說不出有多麼美的一張女孩子的臉——一個小女孩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