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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放學回來，發覺白色的連衣裙已經fèng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葉邊。
“這種配法是死——人——色！”我說。“妹妹，媽媽沒有其他的布，真的！請你不要傷心，以後等媽媽有錢了，一定給你別的顏色衣服……”母親一面說一面拿起新衣要給我套上試試看，我將手去一擋，沉著臉說：“不要來煩！還有算術要做呢！”母親僵立了好一會兒，才把衣服慢慢的擱在椅背上。
姐姐是溫馴又孝順的，她穿上與我一模一樣的新衣，不斷的拿一面小鏡子照自己。我偷看那件衣服，實在也是不太難看，心裡雖然比較泰然，可是不肯去試它。
姐姐告訴我，母親的同學嫁的都是有錢人，那天去開同學會，我們小孩子會有冰淇淋吃。在那以前，吃過冰棒、仙糙冰、愛玉冰，可是沒有吃過真的冰淇淋。姐姐說，在大陸我們家每年夏日都吃那東西的。我總不能有記憶。
母親的同學會訂在一個星期天的午後，說有一個同學的先生在公家機關做主管，借了一輛軍用大車，我們先到愛國西路一個人家去集合，然後再乘那輛大汽車一同去碧潭。
那時候，我乘過十二路公共汽車，還有三輪車。上學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全年級走路，叫做——遠足，是不坐車的。
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學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親說，那日仍然要去補習，到了下午兩點正，她會帶了姐姐和新衣服來學校，向老師請假，等我換下制服，就可以去了。為了那次的出門，母親低著眼光跟大伯母講過一兩次，大伯母一次也沒有答理。這些事情，我都給暗暗看到眼裡去。這一回，母親相當堅持。
等待是快樂又緩慢的，起碼母親感覺那樣。那一陣，她常講中學時代的生活給我們聽，又數出好多個同學的姓名來。說結婚以後就去了重慶，抗戰勝利又來到了台灣，這些好同學已經失散十多年了。說時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動，我們四個小孩都在屬於二房的一個房間裡玩耍，而母親的眼神越出了我們，盯住那棵花樹又非常遙遠起來。
同學會那個清晨，我很早就起來了，趁著大人在弄稀飯，一下就把自己套進了那件並不太中意的新衣服裡面去。當母親發覺我打算不上學校，就上來剝衣服。我仍是被逼換上制服背著書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門口，講好不失信，下午兩點鐘會來接，一定會來接的。我不放心的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對我微笑又點頭。
中午吃便當的時候天色開始陰沉，接著飄起了小雨。等到兩點鐘，等到上課鐘又響過好一會，才見母親拿著一把黑傘匆匆忙忙由教務處那個方向的長廊上半跑的過來。姐姐穿著新衣服一跳一蹦的在前在後跟。
很快被帶離了教室，帶到學校的傳達室里去換衣服。制服和書包被三輪車夫，叫做老周的接了過去，放在坐墊下面一個凹進去的地方。母親替我梳梳頭髮，很快的在短髮上札了一圈淡紫色的絲帶，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雙新襪子彎腰給我換上。
母親穿著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開著一個露趾的小洞。一絲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傳來，我猜那是居家時絕對不可以去碰的深藍色小瓶子——說是“夜巴黎”香水的那種東西使她有味道起來的。看得出，母親今天很不同。
老周不是我們私人家的，他是在家巷子口排班等客人的三輪車夫，是很熟的人。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領上了車，位置狹窄，我擠在中間一個三角地帶。雨篷拉上了，母親怕我的膝蓋會濕，一直用手輕輕頂著那塊黑漆漆的油布。我們的心情並不因為天雨而低落。
由舒蘭街到愛國西路是一段長路。母親和姐姐的身上還放著兩個大鍋，裡面滿盛著紅燒肉和另一鍋羅宋湯，是母親特別做了帶去給同學們吃的。前一天夜裡，為了這兩樣菜，母親偷偷的火了很久都沒進房睡覺。
雨，越下越大，老周渾身是水，彎著身體半蹲式的用力踩車，母親不時將雨篷拉開，向老周說對不起，又急著一下看表，一下又看表。姐姐很專心的護湯，當她看見大鍋內的湯浸到外面包札的白布上來時，就要哭了一般，說媽媽唯一的好旗袍快要弄髒了。
等到我們看見一女中的屋頂時，母親再看了一下表，很快的說：“小妹，趕快禱告！時間已經過了。快跟媽媽一起禱告！叫車子不要準時開。快！耶穌基督、天上的父……”我們馬上閉上了眼睛，不停的在心裡喊天喊地，拼命的哀求，只望愛國西路快快出現在眼前。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樹在傾盆大雨里出現了，母親手裡捏住一個地址，拉開雨篷跟老周叫來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盡頭，看見一輛圓圓胖胖的糙綠色大軍車，許多大人和小孩撐著傘在上車。“在那邊——”我向老周喊過去。老周加速的在雨里沖，而那輛汽車，眼看沒有人再上，眼看它噴出一陣黑煙，竟然緩緩的開動了，“走啦！開走啦！”我喊著。母親嘩一下子將全部擋雨的油布都拉掉了，雙眼直直的看住那輛車子——那輛慢慢往前開去的車。“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個好車夫狂衝起來。
雨水，不講一點情面的往我們身上傾倒下來，母親的半身沒有坐在車墊上，好似要跑似的往前傾，雙手牢牢的還捧住那鍋湯。那輛汽車又遠了一點，這時候，突然聽見母親狂喊起來，在風雨里發瘋也似的放聲狂叫“——魏東玉——嚴明霞、胡慧傑呀——等等我——是進蘭——繆進蘭呀——等等呀——等等呀——。”
雨那麼重的罩住了天地，母親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們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輛漸行漸遠的車子不肯捨棄。我不會放聲，緊緊拉住已經落到膝蓋下面去的那塊油布。雨裡面，母親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了出來。呀——媽媽瘋了。
車子終於轉一個彎，失去了蹤跡。
台北市在當年的一個星期天，那樣的模糊和空虛。
母親廢然倒身在三輪車背北上。老周跨下車來，用大手拂了一下臉上的雨，將油布一個環一個環的替我們扣上。扣到車內已經一片昏暗，才問：“陳太太，我們回去？”母親噯了一聲，就沒有再說任何話。車到中途，母親打開皮包，拿出手絹替姐姐和我擦擦臉，她忘了自己臉上的雨水。
到了家，母親立即去煤球爐上燒洗澡水，我們仍然穿著濕透的衣服。在等水滾的時候，乾的制服又遞了過來，母親說：“快換上了，免得著涼。”那時她也很快的換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沖牛奶了。
我穿上舊制服，將濕衣丟到一個盆里去。突然發現，那圈荷葉邊的深紫竟然已經開始褪色，沿著白布，在裙子邊緣化成了一灘一灘朦朧的水漬。
那件衣服，以後就沒有再穿過它。
許多年過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親坐在黃昏里，問她記不記得那場同學會，她說沒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講，跟她講講那第一件新衣，講當年她那年輕的容顏，講日本房子窗外的紫薇花、眼神、小弟、還有同學的名字。
母親心不在焉的淡然，聽著聽著，突然說：“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沒有——。”她順手拿起電話，按了小弟家的號碼，聽見對方來接，就說：“小明，我是阿娘（註：祖母）。你還發不發燒？咳不咳？乖不乖？有沒有去上學？阿娘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
蝴蝶的顏色
回想起小學四年級以後的日子，便有如進入了一層一層安靜的重霧，濃密的悶霧裡，甚而沒有港口傳來的船笛聲。那是幾束黃燈偶爾掙破大氣而帶來的一種朦朧，照著鬼影般一團團重疊的小孩，孩子們留著後頸被剃青的西瓜皮髮型，一群幾近半盲的瞎子，伸著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並不知名的東西。
我們總是在五點半的黑暗中強忍著渴睡起床，冬日清晨的雨地上，一個一個背著大書包穿著黑色外套和裙子的身影微微的駝著背。隨身兩個便當一隻水壺放在另一個大袋子裡，一把也是黑色的小傘千難萬難的擋著風雨，那雙球鞋不可能有時間給它晾乾，起早便塞進微濕的步子裡走了。
我們清晨六點一刻開始坐進自己的位置里早讀，深夜十一時離開學校，回家後喝一杯牛奶，再釘到家中的飯桌前演算一百題算術，做完之後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闔眼就該再起床去學校了。
這是面對初中聯考前兩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氣晴朗，也偶爾才給去操場升國旗，高年級的一切都為著學業，是不能透一口氣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師在檢討昨夜補習時同學犯的錯誤。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準則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學，得給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時候，衣袖自動捲起來，老師說，這樣鞭下去，皮膚的面積可以大一些。紅紅的橫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點綴。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這要視老師當日的心情和體力情況而定，有時她不想拿鞭子，便坐著，我們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紅腫到黃昏。當老師體力充沛的時候，會叫全班原位坐著，她慢慢的走下講台來，很用力的將並坐兩個同學的頭拼命的撞，我們咬著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亂冒、耳際一片嗡嗡的巨響還不肯罷手。也有時候，老師生氣，說不要見我們，烈日下剛剛吃完便當，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來，如果有同學昏過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醫療室去躺一會兒才回來繼續上課。
我們中午有半小時吃飯的時間，黃昏也有半小時吃另一個便當的時間，吃完了，可以去操場上玩十五分鐘，如果是快速的吃。
白天，因為怕督學，上的是教育部編的課本，晚上，買的是老師出售的所謂參考書——也就是考試題。燈光十分暗淡，一題一題印在灰黃粗糙紙張上的小字，再倦也得當心，不要看錯了任何一行。同學之間不懂得輕聲笑談，只有伏案的沙沙書寫聲有如蠶食桑葉般的充滿著寂靜的夜。
標準答案在參考書後面，做完了同學交換批改，做錯了的沒什麼講解，只說：明天早晨來了再算帳，然後留下一大張算術回家去做，深夜十一點的路上，沉默的同學結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進去了。
每天清晨，我總不想起床，被母親喊醒的時候，發覺又得面對同樣的另一天，心裡想的就是但願自己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