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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朝廷還對一些賤籍給予了准考，對於原先的差役，也進行了鼓勵，也就是說，就算你是尋常的書辦、文吏甚至是雜役，只要你願意考，朝廷還會願意給一些優惠的政策，畢竟他們經驗豐富，但是文化水平卻往往比不上秀才，只要肯用心，照樣有『轉正』的機會。

　　  幾條措施，讓天下的官員嗚呼哀哉，可是偏偏，他們卻發現自己除了抱怨，似乎也得不到太多的響應，士人之間根據各自的利益開始離心，莫說是讀書人之間生出了齷齪，便是在最基層的縣衙里，往往是長官們痛罵朝廷國策，可是下頭的文吏、書辦甚至是雜役都不做聲，不做聲就是代表不認同，因為雙方的利益已經不一致。

　　  而偏偏，官老爺都是清貴人，地方或是部院的治理表面上是他們動手，可是真正做事的卻是這些底層，這些底層的人集體對朝廷國策的擁護，使得這些人除了每曰借酒消愁，又或者是抨擊痛罵，似乎也不可能有什麼作為。

　　  原本以為頒布出來會天下大亂的事，結果卻是風平浪靜，除了罵聲之外，國策很快推行，勢不可擋。

　　  接下來，便是朝廷軍制的改革，各地軍戶所進行裁撤，由軍戶制改為招募制，這一項國策，也是柳乘風與內閣三位大學士經過了數月的討論之後頒布而出的，任何一項國策，都會有反對，這一次照樣也不例外，反對最凶的是地方的世襲武官，這些世襲千戶、百戶們一下子變成了光杆司令，官職也不可能再有世襲的可能，自然是暴跳如雷，不過他們照樣成不了勢，至少這一項國策，卻是得到了軍戶普遍的支持。  

　　  大明數百萬軍戶，可謂悽慘到了極點，被束縛在土地上，從所謂的軍戶淪為佃農，飽受武官們的盤剝，而且世代為農，終身都沒有脫籍的希望，一旦遇到了戰事，又不得不強征出戰，九死一生，可是朝廷的犒賞，卻大多都落到了武官的腰包。

　　  若是從前，至多就當自己的佃農也就罷了，反正給地主種地也是種，給武官種地也是種，只是這些年，工坊的大量出現，使得務工成了時尚，誰都知道，務工的收益更大，在土地上找飯吃往往辛苦一年一家人連飯都吃不飽，可是做工不但不能維持家中勉強能有口飯吃，還能有些許的積蓄。

　　  於是大量的佃戶湧入作坊，這就使得地租越來越低，鄉紳們為了留住佃戶，不得不給佃戶一些優待。盤剝漸漸減輕了許多，使得鄉間的佃戶的負擔減輕了不少。

　　  如此一來，在軍戶所里種地不但遠遠比不上務工，更比不上佃農了，軍戶們生活困頓悽慘，再加上和其他人有了對比，心中早有積怨，此時朝廷突然下旨，對世襲的武官來說雖是滅頂之災，可是對軍戶們來收卻是久旱甘霖。

　　  武官們就算不滿，難道還想反了不成，他要是敢反，又有誰肯響應？甚至根本不必動用官軍，直接一兩個差役就可以將其就地正法。

　　  新法的實施拉開了正德三年的序幕，大量的軍戶從土地中解放，使得正急劇擴張中的作坊更加如虎添翼，而讀書，也漸漸成了時尚，從前的時候，讀書只限於做官，一般百姓，豈能承受？可是現在卻大大不同，開考取吏，拓寬了他們跨入這個門檻的渠道，使得更多人願意讓子侄讀書寫字，當然，更重要的是，隨著工坊的發展，各種各樣的讀書人的需求也逐漸增加，在這種巨大的需求之下，讀書人變得炙手可熱。  

　　  從前讀書，無非就是科舉一條獨木橋而已，讓人望而生畏，可是現在，卻有百種、千種的道路，學了算數，可以做算數，學了律法，可以做律師，便是只是尋常的讀書寫字，亦可在各家作坊中尋到清閒高薪的差事，科舉固然是遠大的前程，可是和這些眼前的利益相比，縱然是讀過書只是比沒讀過書的收入高一兩倍，大多數人，也都願意接受這知識的普及。

　　  再加上朝廷延續先帝的國策，大力建設學堂，於是這求學讀書之人，更是比之從前多了十倍、百倍。

　　  正德三年四月，從各地傳來的奏書竟都是歌頌之聲，原來大家所擔憂的地方叛亂，甚至是宗室謀反，似乎都成了久遠的笑話。這個世道，誰也不在乎誰在主政，最重要的是，天下有沒有動亂的基礎，若是民怨沸騰，便是朝廷再如何正統，照樣是揭竿而起，烽火四起，可是有九誠仁滿意，人人有了飯吃，有了對生活的更好預期，所謂的正統，所謂的道義，一切都成了空話。

　　  而柳乘風所針對的幾項革新，卻都恰到好處，往往是拉攏了大部分的人，用來打壓少部分人，少部分人生怨，縱然他們掌握了全天下的輿論，卻又如何？任何一個朝廷，從來都不在乎叫罵的。

　　  當然，革新也是因勢利導，若無先帝時的積累，若不是朝廷有了足夠的開銷，任何一項革新都只是個笑話，這些改革，若是放到了現在，或許是恰到好處，可要是放到二十年前，或許就成了天下動亂的隱患，就如王莽新政，雖然新政的內容可謂超前，結果卻是加速了新朝的覆亡，大明的律法放到了秦漢，保准要天下大亂一般。

　　  正德四年初，整個王朝仍然欣欣向榮，而這時候，內閣大學士焦芳終於坐不住了。

　　  為政數年，焦芳在內閣雖然做了不少的事，可是他武不如楊一清，文不如李東棟，高不成低不就，似乎漸漸成了可有可無的人物，唯一慶幸的是攝政王似乎對他頗為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