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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理寺已經審理此案，沒收釀酒器具，對群飲者罰錢，並將知法犯法，勾結私酒坊的官吏一律廢黜不再任用。但都城腳下如此，郡縣上更不必說。」
計然認可地點了點頭，如今這項禁令已經完全流於形勢了，這一法令制定的出發點是因為認定「節約糧食」，但實施的結果卻事與願違。
禁酒之後，因為販賣私酒的利潤很高，地方豪長、富商爭相釀酒，糧食非但沒有節省，反而耗費得更多，甚至催生了郡縣上的有組織犯罪。其中以東陽、河內等富庶地區更甚，寄託於邊關幾而不征，魯衛那邊也有私酒流入。
在吃了這次虧後，無恤也明白過來，在華夏這樣一個追求現世福祉的社會中，無論出於道德、政治甚至是人命關天的理由，再嚴厲的禁酒令也不可能持久。後世的禁酒者如商鞅、漢文帝、曹操、劉備等，無一不以失敗告終，不得不向現實讓步。
因為民眾飲酒的需求是根本壓制不住的，春秋之際飲酒之風盛行，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逢年過節，只要家境不太困難，勞累了一年的人們都希望能喝點小酒，手舞足蹈一番，至於釀造這口酒的糧食會不會是百里外饑民活命的口糧，飲用者並不在意。在亂世里，飲酒還尤其能安撫人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怯於禍患，只能借酒醉忘掉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酒自然就禁而不止了。
於是趙無恤對計然說道：「故而寡人覺得，既然酒難以禁止，其實可以換一種辦法，既能遏制私釀的風氣，還能讓府庫增加收入。」
計然是財政經濟上的行家裡手，立刻會意，笑道：「君上莫非是要在趙國實行半禁半馳，民間禁止釀造，只由官府實行酒類專賣？」
……
趙侯無恤元年一月，為了順應舉國同慶的氣氛，趙無恤通過大理寺宣布：解除去年頒布的禁酒令！
一時間，民間各處富戶、中人之家交相舉杯慶賀，大夫和官僚、軍吏們也在對這項舉措拍手叫好之餘，也大大方方地抬出了家裡地窖中藏了很久的酒水，準備開懷痛飲。
然而他們高興得太早，這條政令還有後半截：「即日起，趙國實行酒榷！」民間禁飲法令解除，但禁釀之令仍在，私自釀酒的罪責更是加了一等，而官府將對酒類實行專營，以獨占釀酒和銷售的利潤。
對此，左史丘明的記載尤為精到：「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也就是說，名義上禁釀，其實又只許官府經營，目的是在從中抽稅，而不是禁酒本身了。
上頭嚴令之下，地方上也不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是雷厲風行地查出早就盯上的各處私釀，或收編或搗毀。一時間鄴城及各郡縣周圍的大釀造坊都清掃一空，隨之而來的，是酒肆重新開張，但擺上案幾的，都是打上了官府專賣標示的新酒。
對此，參與了私酒釀造販賣，現在又被抄家的貴族、豪長、官吏，投機商人們自然叫苦不堪，可酒水的消費者們對此還是持歡迎態度的。雖然官府專賣的酒比起私釀貴了一些，可勝在質量，尤其是那些外界不知其製法的烈酒、清酒，更能賣出天價。
這些酒榷收入對於入不敷出的趙國財政而言，猶如一劑強心針。酒榷政策實行後，僅僅是通過釀酒銷售，太府即可以獲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額的釀造利潤——官府的作坊每生產一千鍾釀酒，至少可得到二十萬錢的盈利，其收入無疑是一筆很大的數字，確實能夠解決財政上的匱乏。
二三月份時，在「寓禁於徵」里嘗到了甜頭的趙國太府，又連續出台了幾項專賣政策。
首先是重申了趙國幣制，以黃金和五銖錢為唯二指定流通貨幣，廢棄刀幣、布幣等幣種，嚴禁郡縣和民間鑄錢。這次幣制改革基本解決了私鑄銅錢、幣制混亂的問題，穩定了市場和流通。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後，不但是趙國九郡，連魯、衛也被剝奪了鑄幣的權力，轉由太府下轄的「鄴城三官」（鍾官、技巧、辨銅三官），分別負責鼓鑄、刻范和原料。趙無恤這是狠下心來要狠狠吃一筆鑄幣稅了！
與之同時進行的，便是更加霸道的改革：鹽鐵專營。
「鹽專營」，即趙國官府明確規定不論是太原的大鹵澤、河東的安邑池，乃至於各地煮出來的土鹽，統統屬於國有，販賣私鹽乃是死罪！在生產上實行官督民產，規定百姓在特定時間、特定地域煮鹽，交付郡縣的均輸官、平準官統一收購、統一運輸、統一銷售。
其實食鹽由國家專營，並非是秦漢才有的東西，而是管仲的創舉。
按照管仲「官山海」的理論，計然給趙無恤算了筆帳：「一個具有千乘兵車的大國，100萬的總人口，每人每月徵收3錢，一個月也就300萬錢；但只要每升鹽加價1錢，按照戶籍實行計口售鹽，每月即可多得300萬錢，已等於每月3錢高額丁稅帶來的收入，就算打個折換算成糧食，也是一筆了不得的數量了……」
「鐵專營」與此類似，作為一種新興的產業，官府壟斷了境內大大小小的鐵礦，從開採、運輸、鑄造、售賣都排斥私人商販參與。使得這種趙國利器不會輕易流往境外，又能保證市場的壟斷，讓鐵價維持在和青銅差不多的價格。
簡單的橫徵暴斂容易激起民變，但「鹽鐵專營」表面上並沒有直接徵稅，不會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達到「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是很高明的國家財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