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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商人這個階級一直受到了最嚴厲的打壓，范蠡，呂不韋這樣的人，再也沒有出現過。
商人備受歧視，首先是古代封建統治者都是以儒家學說來統治人民的思想，儒家思想講究與人誠信、坦誠相待。
而商人做生意難免會出現缺斤少兩，更有甚者會為了財富謀害別人的生命，這與儒家學說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對立。
「無奸不商」更是揭露出商人的真面目，因此為了宣揚儒家寬厚、仁愛的思想，維護社會風氣，必須對奸詐的商人進行打壓，時間一長，商人的地位自然就非常低。
其次是封建社會是農耕文明。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一直是講究「男耕女織」的社會，社會生產力低下，人民只為吃飽飯並沒有太大的需求，自然對貿易需求大大降低。
因此在古代商品貿易經濟並沒有高度發展，加上交通不發達，貿易的距離只能小範圍的進行，更多的商人只是以「貨郎」的身份走街串巷販賣物品，為了做生意經常居無定所，簡直就是流浪人員一般。
古代人講究安穩，希望讀書將來好中狀元，對於貨郎這些人自然不會高看一眼。
真正的大商人，從秦代以後就少之又少，一直到宋代，才逐漸發展起來，但是更多是作為權貴的附庸存在。
最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貨幣的不發達。
商人貿易最重要就是要有貨幣的支持，秦漢時期錢幣主要是金屬的貨幣，一千貫串在一起都有幾十斤重，不僅財務不安全，貿易的規模也不會很大。
商人一生追求笨重的金錢糞土，清高的讀書人自然會嗤之以鼻。而且古代社會是專制社會，封建統治者最怕別人造反，一旦有人富可敵國，誰都保不准他會幹什麼事，如果他資助了造反的亂賊，皇帝又要換了別人來做。
沈萬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明確地說明了商人在地位上的地下。
在秦朝時，商人即使富得流油，也不可以穿絲綢衣物。唐朝時，商人不能入朝為官，直到明清，商人的地位才有所轉變，從富商巨賈仕途無路到富商巨賈仕途有路。
這不僅僅有社會發展的原因，更因為一直到明清時期，全世界的白銀都流入中國，這才支撐起來了商人階級的貨幣規模。
如今還是明朝初期，不管是黃金，還是白銀的數量都不多，根本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更不能滿足商人的交換。
連朝廷發俸祿都需要用布匹，絲綢，香料，木料來替代，商人們就是有再多的貨物，交換也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
這個時代的商人們，哪怕家財萬貫，但是讓他們拿出一萬兩白銀出來，都幾乎不可能。
因為他們的財富都不是金銀，而是實物，土地。
蘇州的織造商戶能一次性拿出來十萬匹絲綢的商戶有不少，這些絲綢按照價值來說，能值二三十萬兩銀子，甚至更高。
但是他們不可能一次性換來這麼多的銀子，因為市面上的銀子數量有限。
所以他們只能跟內監交易，從內監的手裡換來他們需要的糧食，工具，物資，只有少部分才能換到流通的金銀。
一直到明朝中期以後，日本和南洋的金銀大量流入華夏，商貿的規模才逐漸擴大。
到了十六世紀，西班牙在美洲發現了大量的金銀，然後這些金銀大量地流入華夏，才讓商人階級卸掉了一直套在他們脖子上的桎梏。
南朝梁人殷芸的《殷芸小說·吳蜀人》一文里寫了「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實這只是一種比喻，人不可能騎鶴，更不可能腰纏十萬貫。
按照南北朝時期的銅錢，一個差不多兩三克，一貫就是兩三公斤。十萬貫就是二三十萬公斤，也就是兩三百噸，用小船裝都要幾十艘，用車拉要幾百輛車。
誰有這麼牛，能纏在腰上！
比如說蒲家從唐代到越南，然後又到廣州，到泉州，他們家族發展到最大的時候，自有上千條海船，掛靠的海船超過了兩千艘，壟斷了整個香料貿易。
但是金銀的數量依舊不多，更多的時候是以貨易貨，商業的規模再大也要受制於整個社會的金銀流通。
泉州的茶葉商人，青瓷商人們一個個富可敵國，讓他們拿貨出來有，但是他們擁有的金銀的數量相對於整個貿易規模，也差距甚多。
所以這個時代，即便是朱瞻基不用銀行來進行調節，只要控制了外來的金銀輸入，也能用內監控制住整個國家的商業。
但是，這種模式嚴重製約了商業的發展，所以他才想到了利用銀行來控制商業。
並且利用封爵來提高商人的地位，雖然只是開了一個口子，但是對這些商人的誘惑，卻不是一般的大。
商人們的地位低下，大明立國以後，對沿海的異族人控制甚嚴，艾哈邁德他們這些人更是備受防範。
現在他們如同看到了黑暗裡的燈塔，若是能夠獲得授勳，他們每個人都會不吝錢財，躋身大明的上層階級。
鄭和也沒有隱瞞，將獲得授勳五人的經歷講了出來。寧波仇和獲得授勳是因為與朱瞻基的合作，並且在朱瞻基的影響下，在家鄉修路架橋，便利百姓。
寧波吳進文是因為在去年甬江大水期間放糧賑災，紹興韓一郎則是因為過去幾十年間捨棄家產，一直在家鄉推行共產，共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