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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宋代的儒家思想復興，又經歷了百年蒙元的異族統治，如今的大明對民族之分份外嚴格和敵對。
朱瞻基當初跟孔家的回信中，明確表示，大明是建立在漢族的基礎上，但是漢族，其實也是春秋戰國時期，不同民族的融合體。
周朝時期，形成了單一文化的基礎，但是不管華夏也好，漢文化也好，都沒有明確的闡述。
如今漢文化既然已經不能適應大明的擴張和需要，那就不如復古，重新將華夏民族這個稱謂撿起來，形成一個單一文化圈。
大明不在乎你原本是什麼民族，只要是能心向華夏，願意融入華夏，大明就能用國民的名義來接納。
當然，這只是文化層面的接納。
除了文化的影響，大明還有槍炮，還有刀劍。
在現實里，大明肯定還是以漢族為主體，將其他民族徹底融合。
這種融合，也可能是血腥的，殘忍的。
因為民族的自我意識一旦產生，會構成實質性的民族，很難被同化。
如果將已經形成民族自覺意識的民族降格為族群，會被認為是主體民族對自我的矮化，因為恐懼喪失本民族的本真性，而可能激發起更強烈的民族意識反彈。
比如說南洋的那些島國，他們想要大明接納，是想占便宜，但是如果因此就打散他們的架構，將他們分散，他們肯定就不會願意，甚至會因此而造反。
還有朝鮮和日本，他們肯定也不願意被稱作漢族，想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性。
即便是大明拿出華夏民族這個大傘，他們也不會願意徹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性。
所以朱瞻基對於族群，採取的是積極融合，比如南洲（澳洲），東洲（美洲）上的那些原始部落族群。
他們還沒有形成民族的觀念，也沒有形成不可摧毀的文化沉澱，非常容易融合。
而對於朝鮮，日本，中南半島上面的一些國家，他們已經有了原生民族的意識，就需要採取不同的策略和手段來同化，而不是直接融合。
這個時候，就需要對華夏民族的內部架構，進行更近一步的細分，分級，卻又不能形成封閉的階級。
文化上的融合，是必須積極的，正面的。但是具體措施，就要區別對待。
差不多就是這麼一個意思。
對於這個任務，數十個孔家宿儒花費了大半年的時間，三易其稿，終於又拿出了更全面的學術。
但是，朱瞻基依舊是滿意又不滿意。
滿意的是他們按照朱瞻基的意思，對民族和國家進行了非常合理的闡述，對一些不能調和的矛盾點，也進行了細緻的分類。
比如說在國家和民族，親族的優先上，他們按照天地君親師的分類，將國家大於民族，大於親族給確定了下來。
這樣一來，就再也不怕那些儒家牆頭草，兩邊靠了。誰要是還想當漢奸，就要考慮一下身後名了。
看著眼前的孔氏族人，朱瞻基卻想到了後世的那個大名鼎鼎的六十四代孫的衍聖公。
順治元年，孔胤植上《初進表文》，表示自己願意歸誠清朝的意願。這份奏疏極盡阿諛奉承，任何要臉的人看到都會臉紅。
第二年，朝廷頒布剃髮令，孔胤植率領族眾威望族人率先剃髮，並向清廷上奏了《剃頭奏摺》。
這就是國家與民族概念沒有成型的時候，一般家族的正常做法。在他們看來，不就是換個皇帝坐江山嘛，哪怕這皇帝是異族。
但是現在有了孔家寫的《國家與民族》一書，這孔家今後怕是不敢再這樣做了。
不滿意的是，孔家仍然沒有把民族與國族之間的關係闡述清楚，不過這是小節了。
近代的民族主義所指向的，都不是那些一般人類學、民族學意義上的原生性民族，而是具有建國衝動的、與近代國家密切相關的國族。
然而，晚清在從日本引進「民族」（nation）這個詞的過程之中，並沒有區分民族與國族的不同，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因此民族與國族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但中國歷史上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帝國，內部包涵著眾多的民族與族群，將僅僅擁有民族自決權的民族與擁有國家獨立主權的國族混為一談，由此埋下了後世概念上的混亂和現實中的困境。
比如後世的少數民族優待政策，就是一個笑話，因為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和加盟國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人為地將民族區分開，造成差異對待，形成了民族融合的困境。
這一點上，法國就做的比較好，他們雖然也是多民族，多人種的國家，但是他們從來不進行區分，統一稱為國民。
但是他們自己的文化底蘊太淺，主體國族和文化融合不了其他民族。
大明卻沒有這方面的顧慮，漢族是當然的國族，華夏民族是統一稱謂。漢族也有足夠多的人口，足夠深的底蘊來融合其他民族。
所以說，這本書只需要簡單地進行修改，就可以出版，然後讓天下人學習了。
朱瞻基已經準備好在新年大朝會上提出這個計劃。
不過在此之前，還需要做好鋪墊，籌備了這麼久，也該拿出報紙了。
第一零九章 報紙
在宋代印刷術流行開來以後，報紙的印刷就沒有技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