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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頭兒姓秦，早年是大院的實權派。因為他既是紅小鬼--據說，十三歲上就扛槍打仗了，後來又被選派出去受了正統的蘇聯學院派教育，所以當仁不讓地在三十八歲光景就坐上了社長的寶座。這個社可不是一般的社，也算是國家的前沿陣地，宣傳喉舌。提起他當年的才華橫溢，至今仍令老一輩學富五車的先生們點頭稱道，由衷讚嘆。當然此種誇讚不免含有對失意者的憐憫。若是秦老頭的光明仕途是壽終正寢的話，一定是無法博得眾口一詞的讚美的。人們對勝利者的缺點通常用放大鏡去找尋，而對失敗者優點的讚美卻從不吝惜。

　　  秦社長的背運要從楊太太搬入他家隔牆的小院開始。打從第一眼照上面兒，她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字正腔圓如玉珠落盤的清脆京片子，還有那象牙凝脂般的手伸過低矮柵欄溫婉地搭在秦社長的手的一剎那，便封閉了他一馬平川的光明大道。

　　  她自我介紹："楊茵如，您的鄰居。"

　　  秦社長也是自由浪漫主義的文化人。他的一些非革命的陽春白雪詩詞至今還作為當代大家文選珍藏在我們社的文庫里。倒是那批附庸風cháo的紅色文章沒留下什麼痕跡。可見其骨子裡是個消極頹廢虛無主義者。

　　  楊太太進這大院的門伊始就是個焦點人物，在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年代屬於異類。現在我們可以稱她為楊太太，而當年據說大院裡的人們因為要給她一個合理的頭銜而煞費腦筋。  

　　  那個年代流行喊同志或師傅，或其職務，如某主任某編輯。對於師傅，那是給予無產階級手藝工人無上光榮的頭銜，比方說修鞋的王師傅或食堂掌勺的李師傅。同志，則是指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朋友加兄弟，這是一個明顯帶有階級立場和感情傾向的稱呼。顯然以上稱呼皆不適用於楊太太。所以大家見到她都報以不加名稱的一笑："吃啦？"

　　  她倒也不在乎，回以一笑："您忙吶？"似乎並不急於與人民打成一片。這要歸功於她的丈夫，當時人們無論性別統稱自家那口子為愛人。偏偏她對丈夫的稱謂卻沿襲老傳統"我先生"。她先生是很重要的統戰對象，所以大家為了聯合她先生，對她客氣恭敬有加。她先生的主要任務就是編寫家史，間或搜集些野史什麼的。雖然他後來被譽為史學家，在我看來只不過是把自家的奶奶爺爺曾祖什麼的故事從他家的族譜中挑選著抄一抄再加上些自己的想像而已。他不願讓自己的家史沒人關心，沒人評論。可換了別人就麻煩了，有可能被他這個後代告上法庭，說你篡改歷史，說你詆毀先人。

　　  楊太太與當時忙於投身革命建設的女同志截然不同。她留長髮，不剪運動頭。運動頭不是後來所說的那種俏皮短髮，而是一色兒的類似童花頭的前一刀劉海、後一刀切頭。當年的女同志們大多樸實無華--這個詞的代名詞是寒傖。大家都一個水平的窮酸，窮酸到女性失掉妖嬈本色，一律土布灰藍，不修邊幅。  

　　  楊太太卻每天把她齊腰的長髮打理成一個粗大的髮髻盤在腦後，還隨意地插上一把竹箅子。只這一丁點兒裝飾就顯出別樣韻味。剛來的時候，她是穿旗袍的。至今在我父親口中，她都是旗袍的最佳代言人。按我父親的說法，"她的人看起來像一片柳葉，在水面上飄。"我父親此話一出口，立刻被我母親敲了一個爆栗在腦門頂，並因此過而終生承擔了洗碗的家務。想來，當年大院裡因偷瞥楊太太而心生異想、甘願受罰的勇士們不在一二。終究是太扎眼了，楊太太也改穿當年時髦的列寧裝。卻是一樣地盡顯身段，風情哪堪。

　　  楊太太另一個令其他女人難以望其項背的特色是她的悠閒。她那時總也有三十四五了，卻還是與夫君過著逍遙的二人世界。大家後來才知道是她夫君不孕。在我眼裡，那時的女同志過的日子可謂暗無天日、毫無享樂。如果說她們"豬狗不如"顯然是誇張而且不尊敬，但至少豬兒狗兒們沒那麼重的心理負擔。她們上有老人，大多在農村需供養；下有孩子，還不止倆。每月工資十幾二十塊，除去一應日常開銷，月底剩餘的錢連買塊花手絹都緊張。我還記得當年自己都十歲了，父親出差去南方，給母親帶了一條羊毛圍巾，她竟激動得半夜起來試戴。那條羊毛圍巾後來成了我母親心中的愛情標誌，儘管現在都穿羊絨了，還不捨得淘汰。楊太太不僅沒有孩子，連其本人和夫家都仿佛是從石頭fèng里蹦出來的，經年不見一兩門窮親戚造訪。於是，她可以安然地在自家小院裡侍弄花糙。每到春天，她家的小院就格外養眼，奼紫嫣紅；盛夏時分，茂盛的爬牆虎便在她那三分小院裡散布濃蔭。那時的人大多為生計奔忙，少有閒情逸緻擺弄那玩意兒。即便得個空也是在院裡養兩隻雞鴨，下幾個蛋補貼伙食。我們小時候都是跟雞一起跑大的。基本上，蘆花雞在家裡的地位要高過孩子，可以任意在地上啄啄，在我們碗裡啄啄。小時候身手敏捷，母親一聲令下，我追不出幾步就能逮著她點名的雞。現在不行了，肚子出來了，腿也粗了，雞在眼前散步我都抓不著。  

　　  風月（2）

　　  那年月，大人都是天不亮就要投入戰鬥。女的忙著打醒昏睡的孩子，手忙腳亂，罵罵咧咧地把老大從熱被窩裡拖出來，給老二穿衣，給小三子餵奶。男的則套上衣服就奔爐子而去，開了爐門，熬上粥，然後直奔菜場。楊太太少了這些凡人的瑣事，便過上了八旗遺老遺少的生活。她沿著屋檐掛了一排鳥籠，養了一溜小鳥。每天清晨，空氣中還漾著薄霧的時候，她便選擇性地提著個鳥籠，去不遠處池塘邊的小竹林里溜達，也就是現在流行的健身或早鍛鍊。興致好的時候，她會在竹林深處咿咿呀呀地吊嗓子。楊太太以前是幹什麼的，沒人知道

　　  。但大多數人猜想她定是什麼藝苑出身的，受過科班訓練。因為她可以毫不費力地唱上一整出折子戲，唱念坐打，眼波身段有板有眼，舉手投足間儼然透著練家子的氣派。在那些大院的土包子眼裡，這根本就是個藝術家了。不過楊太太的藝術生涯早在她來我們大院以前就終止了。因為她先生的關係，她跟來後被安排在一個閒極無聊的科室搞校對。楊太太不但沒融入赤色革命中去，反而搞消極抵抗。她原本是有一套行頭的，據我父親說是"貴妃醉酒"的那一套，鳳冠霞帔，大紅錦緞，當初被極其醒目地別在她家迎門的中堂上，旁邊配以一把紫檀色的梨花木京胡。我父親曾有幸目睹楊太太的舞颱風采。那是慶祝國慶的大院自辦晚會上，秦社長拉京胡，楊太太登場，表演了一段霸王別姬，台上那攝人魂魄的氣勢和哀婉的唱腔讓一大堆門外漢報以熱烈掌聲。父親直到去年還在學虞姬抖袖的樣子，"手顫了幾十下，不疾不徐，都沒從那長袖裡伸出來，只伸出一長指甲，人家就拜倒了。"我母親冷眼瞟著他，從鼻子裡哼了一聲，回道："是人家，還是你啊？"可惜那套行頭，因為楊太太在"文革"中拒唱"沙家浜"、"紅燈記"之類的曲目而被付之一炬。

　　  這個故事的鋪墊實在夠長了。下面才是那段扯不清的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