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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林衛中的這四支軍隊，則由韋後的侄子韋捷、韋濯、韋播、韋璿，還有韋後的外甥高崇、女婿武延秀統帶，這種一家獨大的格局在其他任何帝王時候都是不可想像的。
非常時行非常事，如果作為一種權宜之計，這麼做倒也無可厚非，問題是韋後的這些子侄親人，沒有一個具備帶兵的能力。
韋後和李顯被幽禁房州的時候，韋後家族也受到了武則天的嚴厲打擊，她這些子侄輩們那時才多大？就此流放嶺南，為生活所苦，沒有受到高門大姓應有的教育。
所以這些人掌握軍隊之後，為了能夠迅速控制這支軍隊，做到令行禁止，所採用的唯一辦法，就是簡單粗暴的嚴刑峻法。這種行為，顯然起到了反效果，否則楊帆和李宜德、王毛仲絕不可能這麼順利潛入飛騎大營。
王毛仲和李宜德是李隆基的心腹。
王毛仲是高麗人，父親曾官至游擊將軍，後因犯事處死，年幼的王毛仲就此被充為官奴，分配到相王府為仆，自幼就是李隆基的伴當。
李宜德，卻是李隆基到潞州任別駕時發現的一位豪傑。此人本是潞州一位豪紳的家奴，矯捷善射，被李隆基看中，花五萬錢買下，成為侍衛。
這兩個人是李隆基派到京城協助楊帆收買軍心的。在馭人這一點上，李隆基明顯比李顯高出一大截。
李顯當初聽說張柬之等人有意擁其政變後，驚恐之極，極力推諉，以致張柬之等人怕他惶恐泄露，在真正實施政變之前一直隱瞞著他，直到發動時才強闖東宮，擁他上馬。
這麼做的直接後果，就是張柬之等人儘管對李唐皇室忠心耿耿，從不曾有過悖逆李顯之意，卻從心底里缺少對他這位君主應有的敬畏。
雖然張柬之等人自己也未必意識到他們有這種心態，但是政變成功後，他們驕橫跋扈、視天子如無物，以致迅速與李顯交惡，其中主因卻恰緣於此。
如果李顯當時一味地扮駝鳥，對政變一事不聞不問，張柬之等人政變也失敗了，那麼他會因為不知情就被武則天赦免麼？根本不可能。
既然如此，為何不積極主動地拿過控制權，如此一來，一則以他太子的身份，可以招攬更多人為其所用，使政變成功的可能性大增，二則在此過程中就能樹立他的絕對權威。
如果神龍政變是李顯全程參與並主要領導的，張柬之等人在政變成功後絕對不會那般專權跋扈，以他們的忠心和才幹，若能與李顯君臣相宜，未嘗不能重演貞觀時盛世景像。
李隆基就沒有犯李顯的這種錯誤，此前他在羽林衛中毫無根基，他需要楊帆這個雖然去職卻還沒有過氣的大將軍支持，才能獲得軍中將領們的忠心。
但他並未因此甩手不管，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委託於楊帆，李隆基派出他的兩個心腹參與「招安」，就是表明一種態度，提前向這些將領們灌輸一種觀念。
他要讓所有歸順的將領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楊帆只是負責牽線搭橋的人，他們真正投效的人是相王，將來能給予他們富貴榮華的也只能是相王。
這是一種政治態度，也是一種政治智慧，是一個成功的上位者必須應該具體的政治素質。
飛騎左營的大將軍是韋濯，韋濯麾下有三員大將，葛福順、陳玄禮、熊明偉，這三人都是羽林衛的老將。這三人現在都在葛福順的軍帳中。
韋氏跟暴發戶似的，還沒有培植出那麼深厚的底蘊，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源用以撤換這些具體掌兵的中高階將領，但他們已飽受排擠。
引著楊帆和王毛仲、李宜德悄然潛入這座大帳的則是萬騎右衛的中郎將馬橋。大帳的窗子和門都用厚氈蒙了起來，嚴防燈光外泄，好在已是秋末初冬，並不令人氣悶。
帳中諸人散坐著，個個神色凝重。萬騎是楊帆的大本營，黃旭昶、楚狂歌等人早就被他說服了，如今要說服的人就是飛騎的將領，此前他們已經有過幾次接觸了。
飛騎與萬騎本來涇渭分明，並沒有什麼深厚的關係與淵源，可是韋捷、韋濯等人對將校士卒動輒打罵，萬騎與飛騎將士同病相憐，又有楊帆授意，楚狂歌、馬橋等人頻頻與飛騎將領接觸，自然便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此刻正在向飛騎將領解說利害、示恩拉攏的人是王毛仲，李隆基的這兩個心腹中，王毛仲聰穎機警、能言善辯，李宜德訥言寡語，但堅毅果敢，臨危不亂，二人互補所短，正是最佳搭配。
楊帆有意只做一個引見人，所以就如他帶著王毛仲和李宜德去會見萬騎將領時一樣，他很少說話，除了最開始的引見，只在一些關鍵處或是將領們有所猶豫時才插句嘴。
如果他依舊志在官場，這時也不是搶風頭的時候，牽線搭橋讓羽林衛投效相王已是他的第一等功勞，李隆基不會忘記，可要是喧賓奪主，那結果就適得其反了。
如今楊帆已有心歸隱，更沒必要把這些人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尤其是黃旭昶、馬橋、楚狂歌等人，這些人都是他的好兄弟，他既已志不在官場，還不放棄對他們的影響那只會害了他們。
說服飛騎將領的事情進行的很順利，楊帆對飛騎的影響極其有限，這些將領能夠這麼痛快就答應響應相王，不是楊帆的功勞，而是韋濯等韋家將領們的功勞。
他們對高級將領也視如門下走狗，非打即罵，同時剋扣軍餉、貪墨軍資、勒索賄賂，如此種種，這些將領們早就敢怒而不敢言了，如今既有李唐宗室挑起大旗，這些血性漢子自然紛紛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