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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不過於海貿中抽些賦稅罷了，我朝在黃縣、曲成等處亦抽稅，足可抵過。況乎江南豪族，相互勾連，各恃徒黨，既不肯全受建康之制，復賄上欺下，隱匿財產，偷逃稅項。據報，建康從中所得，尚不足我朝三分之一。則是海貿之利，我得其三，敵只得其一，如此好事，豈容廢罷？
「再者，海商自南來，入於青州諸港時，必將建康內情，通報於我；而我將來定南時，也可以關閉青州諸港為要挾，使彼為我內應——此天然之間者也，何必拒之於千里之外？」
至於海上貿易的兩個終點——交、廣和平州、三韓，本來就很偏遠貧瘠，還用擔心他們靠著海貿能夠很快富庶起來嗎？根本不必加以考慮啊。
……
隨著國家政權的逐漸完善，裴該得以徹底從細務中抽身出來，而只負責大政方針的制定和重要事務的督責，倒是比在長安時要輕鬆一些了。
好比說，他詔下工部，使規劃長安新都的建設，工部尚書徐渝動作倒是很快，才開春後不久，便將圖樣草稿呈遞了上來，裴該一連花了好幾天的時間，逐一指出其中的不足之處，要他加以修改。
按照裴該的意思，這座新都乃是「仿造」唐長安城而建的——當然啦，除了他以外，沒人知道唐長安城是什麼模樣、規制——依從漢、魏舊例，並設置宮城、皇城、外城三部分，宮城和皇城位於城市正北方。
最早可以考證的都城，乃是周代的鎬京和洛邑，形制還很原始。所謂「城池」，初始與貴族莊院差相仿佛，不過是圍道土牆，以保衛貴人及依附奴婢的起居處罷了，沒有庶民的位置。其後庶民逐漸傍城而居，亦以柵欄自護，就跟今日的建康城似的。周有天下，始將其都建成小城大郭的形態，但都是依地勢而布局，並無一定之規。
其後部分城池，尤其是都城的人口逐漸增多，規模也漸增大，但直到西漢朝的長安城，依然以宮城為核心，官署隨處布設，既無皇城，外城占地也並不比宮城大多少。而且漢長安城秉持著西南為長者居的舊俗，基本上還是坐西朝東的布局。
到了東漢的都城洛陽，為了顯耀皇權，方才改基本布局為坐北朝南，但宮城仍居城池中心位置。唯曹操建鄴城，才將宮城移至城池北部中央。原本歷史上，要等拓跋氏入主中原，營建新洛陽城，始將朝廷官署全都設置在宮城南面的東西兩側，並逐漸演化成了隋唐以後的「皇城」。
皇城的產生，主要目的是將主要官署聚集起來，便於日常政事的處理——不必要兩個部門一在城東，一在城西，還得駕車來往才能相互溝通了——更方便統一警護。這個道理，自然對徐渝是一說就通。
但另外一個道理，就不怎麼說得通了。此前的城池多採取里坊制，即將居民區和商業區（市）嚴格分別開來，並且居民區之間也相互隔離，入夜後關閉坊門，不使隨意通行。這當然是為了方便管理，禁絕盜寇了，唐代長安城即為最規整和嚴格的里坊制。
裴該要求不設坊牆，且許商賈在通衢大道兩側，任意賃屋開店，這是徐渝所無法理解的。他說：「若不分里，則不易警護，易逼奸宄；不設市，亦不便管理，難以徵稅啊。陛下三思。」
裴該笑笑說：「不分里，為居民來往便利也，至於如何警護，防查奸宄，此警部之責，非關卿事。不設市，為便商也，至於管理和徵稅，此虞部之責，卿亦不必過慮。」隨即召來虞部侍郎郁翎，問他說你站在商人的立場來考慮，是設市為好啊，不設市為好啊？
郁子羽回答說：「若以虞部吏而言，以設市為便；以商賈而言，以不設市為便。」
裴該說這就對了嘛——「我寧便民而不便官。民便則喜，必肯守律，而奸宄難生；官吏便，則民必怨，豈有民怨之國，而能長久者乎？」
不過裴該也考慮到，唐代長安城終究是數百年後的產物，推倒里坊制更近乎千年之後，以目前人口數和城市、商業規模而言，自己的想法未免有些超前了。所以他命徐渝設計的長安城，也比唐時規模為小，面積僅僅五十平方公里左右。趁機也可以避開城北最低洼潮濕之處，不必要跟唐太宗似的，被迫再於城北興建一座大明宮。
第二十六章 治大國如烹小鮮
天子無私事，裴該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隨時記錄下來，以編纂《起居注》。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於西漢武帝，或東漢明帝時代，但一直不設專職，要到晉朝，才確定由秘書監下屬起居郎來負責——也算是司馬氏對封建政治制度發展所做的少數幾樁貢獻之一了。
所以除非軍國要務，嚴禁外泄，否則象規劃新長安城之類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瞞得了朝臣——且還有工部、虞部摻和呢。因而不數日後，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庫未充之故，請求陛下暫寢修城之議。
裴該回覆說我沒打算這就修新都啊，不過預先做點兒規劃而已，能夠浪費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卻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須先期規劃。且建新都有利於彰顯天子之威，國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應形勢，徐徐為之。」
御史中丞熊遠和監察御史陳頵都上奏駁斥，不過熊孝文主要是質問裴嶷，倘若現在就營造新都，人力和錢糧打哪兒來啊？陳延思則表示，以洛陽為都城正好，何必再勞民傷財，計劃西遷到長安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