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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景道回答說：「士人皆謂，裴公此是效魏武之行。然魏武閹宦之後，士人多不肯從，無奈之下，被迫棄德而求才，則魏終不能兼併天下，是其因也。而裴公高門顯貴，名重天下，百姓無不引頸相望，士人無不束裝就謁，何以出此下策啊？天下喪亂之際，正當明尊卑、等秩序、廣聖教、宣德化，若徒重小人搜掠之才、舉鼎之力，還如何恢復山河，重造社稷哪？」
裴該不禁莞爾。
……
裴該使裴詵監百僚、督三軍，同時也要隨時注意民間的輿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覺得後者更為重要。
實話說裴該種種新政的出台，老百姓暫時還是感受不到的——百姓關心的是衣食住（遠行者少，所以沒有行），但如今雍州自耕農數量不多，處處都建屯所，故而裴該也暫時沒有改革稅制，百姓們乃無體會。然而士人求仕，對此自然不能不有所怨言，首先是當官都得考試，不象從前，靠門蔭即可得職——雖說以關中大多數家族的水準，也就八九品起家，五六品到頭了。
其次不禁車服逾越，固然自己可以錦衣華服，招搖過市，可是眼瞧著竟連商賈那種下三濫也穿著與自己相同，甚至更華彩，士人心裡怎麼可能高興得了呢？
各種怨言匯聚到裴詵的案頭，再歸納總結後呈遞裴該。因此對於今日董景道所言，裴該早有心裡準備，隨口便問：「先生以為如何？」
董景道微微而笑：「我意裴公今日來訪老夫，正為此事。小人無識之論，固不必理會，亦不可封堵，如昔子產不毀鄉校。然而，若人心有怨，必不能齊，裴公還如何鎮定關中，進而恢復江山社稷啊？是故裴公今日前來，是欲老夫出仕，為公宣揚新法吧？」
裴該連連頷首：「先生大才，然該之所望，不止於此。」
他說我希望老先生您能夠到長安去，日夕候教，同時你也可以給大眾講講課——「該以為，民當知書，始可明理，先明理，然後強健，民強則自然國強。此前胡寇肆虐，太學絕爨，聖人之教不傳，唯世家有所淵源，終究數量太少。中國之異於胡族也，即為有典章制度，有文字書籍，若絕則等同於胡，若識者少則必衰敗。唯不論家世高低，皆有可讀之書，有可從之師，日夕砥礪，始可使國富民強。」
說白了，裴該想請老先生出山去搞教育，不僅僅世家子弟，也給寒門提供更多的學習資源，從而擴大且牢固自己的統治基礎。
實話說裴該來自於後世的靈魂，對於儒家學說並不算太感冒，但必須承認，在如今的社會環境下，儒家是最方便凝聚人心、推廣教育、鞏固統治的。固然治亂世當用刑法，但法家本就自儒家析出，算是儒門的極端勢力，實在太過赤裸裸了，並不足以教化百姓——只能硬性愚民。
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在裴該看來，他這話算說對了一半兒。對的那部分，是儒法不可偏廢；錯的那部分，是外法內儒的「霸王道」，遠沒有外儒內法的「王霸道」來得更柔和，也更有欺騙性，最適合構建官方思想體系。
裴該雖然有著比旁人多兩千年的見識，但對於國家制度，他只能修修補補——全面推翻，搞新一套，未必真能適應時代土壤；對于思想領域，他更缺乏全面創新（也就是全面抄襲）的能力，只能暫時繼承儒家教化了。
所以才特意跑來請董景道出山，先讓老先生把鄭學的架構重新搭建起來，他才方便一點點兒往裡面摻私貨。
然而董景道卻搖搖頭，說：「我老矣，既無宦意，復不能勞神以課授弟子。」不等裴該再勸，就站起身，從背後的書架上抽出一卷書來，放在案上，說：「此老夫昔日所作《禮通論》，非駁俗儒，以廣鄭旨。裴公若能使此書大行於世，必能於向學者有所裨益……」
裴該雙手接過，說：「我已在渭濱建工坊，以版刻之術複製經典，先生此書，自當刻印刊行，授各郡縣，遍傳學人……」
第十四章 道家來訪
造紙術和印刷術對於教育的普及，居功甚偉，之所以中國能在中世紀一千年間始終領先於世界，靠的就是這兩樣法寶。裴該既然掌握了後世的見識，當然一有機會，就會改良造紙術——主要是降低成本——和「發明」印刷術了。
雕版印刷術其實並不複雜，理論上一兩百年後就會產生，至唐代開始大行於世。複雜繁難的是活字印刷術，要到宋代才由畢昇首先發明，然而畢昇做了一輩子雕版工人，再加天才妙想，搞出來的木活字仍然缺乏普遍適用性，故而湮滅不傳。裴該本人哪有那個本事，再加足夠的精神頭提前發明出來呢？只好將創意講給雕版匠人聽，讓他們去自行摸索了。
然而到目前為止，幾乎一點兒曙光都還沒能瞧見。
董景道並不清楚何為「版刻之術」，聞言不禁微微一愣。裴該趁機固請，董景道就說：「老夫躬耕之餘，略有所得，亦當書寫出來，以獻裴公。然出仕之事，實難從命啊。」
裴該相信「精誠所致，金石為開」，所以繼續規勸。老先生想了一想，便道：「對於近日關中士人之議論，老夫倒有一個想法，當芹獻於裴公駕前……」
「先生請說。」
「關中本為文學淵藪，然自季漢以來，地益貧瘠、學益衰微，是以關中世家，多不如關東，尤其河南、南陽、潁川之間。今裴公留鎮關中，欲先定西陲，再為國家掃平穢氛，本當牢固人心，優撫世家……裴公卻似有反其道而行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