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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輩不會那麼輕易俯首的——要從華早就從華了，起碼可以派人過江來談條件嘛——仍然叮囑王羲之和庾翼寫信去勸降。然而王、庾二人卻皆苦笑著請罪，說：「臣等即於入仕之前，亦常致書父兄，申以大義，望其幡然改悔……惜乎書多不答，即答，亦不過閒敘家常罷了。」

　　  裴該心說什麼「申以大義」？多半是「曉以利害」吧。估計沒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輕易交卸兵權的，而王敦若不表態，王導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導的跟屁蟲……

　　  不禁輕嘆一聲，說：「朕昔在建康，與王茂弘、庾元規等常有來往，雖難免稍稍齟齬，卻不意如今天塹相隔，竟成寇讎……彼等不過寄望僥倖，以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麼？南人暗中向朕納款者，不知凡幾；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聯絡途徑，卿父兄卻不知用……」

　　  確實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過各種渠道向洛陽致意，即便不明說願為內應，也委婉地表態，倘若王師渡江，我等必從。好比說賀循之子賀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陽來聯絡劉隗，說我當初在公門下，為公設謀脫難，這事兒您可還記得嗎？

　　  ——想當初江東之亂，王敦使錢鳳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協、劉隗，刁玄亮不免於難，劉大連卻靠著門客賀隰的勸說，先跑去吳興王府上，託庇於吳興太妃裴氏，這才能夠逃脫錢鳳的毒手。  

　　  賀隰，還有紀瞻之孫紀友等人，那跟裴該也是有過交情的——曾經同游覆舟山，裴該北渡前，還通過他們向幾家土著豪貴商借過錢糧。只是如今裴該貴為天子，他們當然不好直接湊上去說：「皇上您還欠著我家的穀子呢。」而只能因賀隰曾獻策救劉隗之功，請求劉大連幫忙轉奏。

　　  江東士人之所以與洛陽政權暗通款曲，主要是對王敦不滿——王茂弘還肯籠絡南貉，王處仲卻幾無此心啊；而即便王導，也只知道拉攏賀循、紀瞻等老一輩而已，於其子弟，並沒有太過下心思錄用。

　　  在原本歷史上，東晉肇建後最顯赫的家族是王、庾、謝、桓等，皆為僑客，所謂江南五俊——顧榮、賀循、閔鴻、薛兼、紀瞻——其後人大多止步於州郡之守。尤其琅琊王氏還則罷了，那庾、謝、桓等，在中原時不過二三流門第而已，則東晉政權寧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見一斑。

　　  所以賀隰、紀友等輩，全都暗中慫恿家中尊長，說以如今之勢，華軍遲早渡江，咱們得欲做準備，才能保證家族的安泰啊。終究南貉、北傖，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該規復洛陽後，僑客不少北還，估計如吳興周氏之亂還得多來過幾場。南人想自治是不現實的，一定要找個依靠，則從晉還不如歸華，對自家可能會更為有利呢。

　　  終究如今僑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兩柄利劍，懸在南人頭上；而若從華，天子或居長安，或居洛陽，即便派北人來治理江南，咱們敷衍和架空起來也比較方便一些吧。  

　　  這種情形並不特殊，想當初譙周為什麼先做《仇國論》，煽動失敗情緒，繼而又勸說劉禪投降？就是因為巴蜀土著與荊州士人之間的矛盾太深，即便諸葛亮都無法彌合，等到蔣琬、費禕、董厥、樊建等執政後，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譙周等輩怎麼可能會開心？

　　  同樣在東吳，孫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與江南土著之間的矛盾，通過暨艷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國家政權核心若在中原，則汝等既可來，我等亦可往，出出進進的，即便因為所居偏遠而稍弱一頭，終究不會被拉得太遠，甚至於時間長了，還可能有勝出的機會。但若主客都蜷縮、擁擠於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謀主地，客奪主權啦，土著對客居者的老家根本伸不過手去；就這一畝三分地，原本全都是我的，如今卻要分潤於汝，汝卻無可予我，那誰肯甘心啊？！

　　  故此裴該對平定江南，信心很足。這不跟淝水之戰時候似的，江南政權已經基本上穩固了，即便土著也沒幾個會認為但從北方，可得顯耀機會——秦主身邊兒或氐、羌或鮮卑，連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時候輪到咱們這些讀書人了？

　　  不過即便如此，時間也不可能拖得太長，一則於中原地區恢復民生不利——南北資源要能相互流通，才能對雙方都有益處——二則也怕再生什麼變數，或者南人久望王師不至，終至心寒。因而裴該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之後，便召樞部使、副許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書張敞、侍郎楊清等人前來，商議南征之事。  

　　  許柳說：「臣觀前書，覺今與晉、吳對峙之時，形勢相差不遠，乃當從晉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軍，下於建康；兗、豫之軍指向武昌；巴蜀水師沿江而下，夾擊逆賊。

　　  「南人孱弱，非我百戰精銳的對手，所慮者唯王敦水師也。則若以巴蜀水師相敵，非大造舟船不可。昔晉文（司馬昭）於滅蜀前曾云：『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其後因受禪等事，及樹機能亂於北方，定蜀十七年後方始伐吳。

　　  「於今斷不必等待十七年之久，然亦當期以三載，使巴蜀舟船可成，且朝廷積儲豐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