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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課還是按照這年月官學或私學的習慣，只說五經——在裴該的一再要求下，多加了一門史學——分經授課。每日定下課程，午前或午後，由某師於某室說某經，學生不必報名，到時候揣著書籍，提著坐墊，抱著水杯去聽講就是了。坐席有規定，上捨生在前，中捨生在中，下捨生只能坐後排甚至於靠邊兒站。

　　  古時授課，往往先生端坐於前，搖頭晃腦，只是干講，裴該特意「發明」了黑板和粉筆——用石灰加水製成，彩筆不易搞，白筆則易制——以授董老先生。不過先生既然是坐著講課的，轉身寫板書實在麻煩，所以後來逐漸形成了幾種不同的風格：

　　  一種先生乾脆立而不坐，於黑板前往來踱步，方便板書，導致學生也必須站著聽課——否則就是不敬先生啊；一種先生會預先把自己所要講的重點寫在黑板上，省得到時候再往起站；一種先生會指定某個自己賞識的上捨生，呆在邊兒上，幫忙板書；當然也有幾位先生仍舊按老規矩，教授竟日，不著一字……

　　  此外，先生當然也會給自己器重的學生上小課；學生若前去求教先生問題，先生多半會看人下菜碟——我不喜歡的學生就不教，你自己聽大課，或者找同學問去。

　　  長安學校目前師資力量並不強，但先生數量足夠，校長董景道以下，竟達十六名之多，基本上一天排六到八堂課——肯定在時間上會有衝突，好在學生有限，教室不缺。先生五日一休，其它時間，即便沒排課也都要到校，等著學生上門好解答疑難——大部分情況下，則只是讀書、假寐而已，倒也輕鬆愉悅。  

　　  學生的食宿費全免，由學校統一安排，不過少數貴家子弟，還是習慣每日讓家中送飯來，而且隔三岔五便離校別居。此外，裴該還印刷了一批經書——雖說他並不感冒儒學，但基於現狀，前兩年印刷工坊新開，就先刻的是五經之版，所印行銷關中、河南等地，每套價至兩千錢——分發給學生，但聲明只是租借，離校要還，破損要賠。紙張、筆墨等物，學校也免費提供，但有定額，超出部分自己解決。

　　  所以很多窮學生，日常還是慣用簡牘，雖說簡牘本身比紙張價貴，終究拿刀削削，還能二遍甚至更多遍重複使用啊。

　　  裴該來到學校大門前，守吏趕緊跪下行禮，然後就要入內通報。裴該擺擺手，說你別打擾學生們聽課，也不必讓董校長出門來迎，我自己進去就行了。乃將部曲皆留於校外，自己光帶著一個裴熊，負手而入。

　　  他在院中一站，側耳傾聽兩側廂房內的聲音。左面傳出來的聲音頗為老成，應該是先生在授課——「既言兄弟，復言友朋，又雲喪亂既定之後，兄弟反不如友朋，何也？樹之有陰、陽，其果有甘、澀，即便一母同胞，賢與不肖，未必相同。而君子相交，性情投契，反有過於兄弟者也……」

　　  哦，這是《棠棣》，在說詩。

　　  右邊傳出來的，乃是多人齊聲，大概是學生在先生督促下念書：「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秋官司寇第五》，這是禮啊。

　　  裴該心說我自穿來此世，就基本上沒複習過什麼經書，想當年在羯營中搜集散佚文字，精神頭也都放在諸子、雜家上了，沒想到進了學校，尚能一聽就懂，這記憶力還是很不錯的……哦，不好貪天功為己有，應該是原本這具軀殼的主人，基礎打得足夠紮實。

　　  正琢磨著呢，忽見一名僕役扛著掃帚繞牆而來，抬眼見到裴該，不禁大驚，匆忙跪下。裴該急前一步，按住那人的肩膀，說：「勿放高聲，免驚諸生。」隨即問道：「董校長何在？」

　　  僕役哆哆嗦嗦地回答道：「在後堂……」

　　  哦，老先生在校長室——對於學校的內部環境，裴該自然是清楚的，於是不必引領，便直向後堂而去。還沒到，先聽到董景道的呵斥聲：「汝已入學一月有餘，每日唯在舍內抄經，而不肯聽講——這難道算是向學之心麼？！」

　　  隨即一個年輕的聲音響起來：「弟子報名入學，本為聆聽先……校長教誨，余皆碌碌，所講豈能入弟子之耳？但不知校長為何不肯開課哪？」

　　  董老先生一直沒有開課授徒，一則因為諸事才上正軌，他雜務冗繁，沒太多空閒時間；但更重要的，他打算先聽聽先生們的課，評定優劣，好分出薪資高下來。實話說裴該塞進學校來的這群先生，多數是各方所薦，不能不用，卻又沒有什麼經世之才，所以學問是有，但多半是死的，沒有自己的見解和闡發，董老先生其實並不滿意。  

　　  學校初建，也就只能這樣了，但若讓這票庸人全都拿一樣的俸祿，他實在不甘心哪——還不如省下錢來，再多招點兒學生，或者提高好學生的待遇。

　　  所以那年輕學生說我之所以不去聽課，是等著校長您開課哪，要不是您在，這兒我還不來呢。董老先生對此也無言以對，只好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難道諸先生所講，都不能入汝之耳麼？」

　　  那學生挺愣，直接回答說：「有若群鴉噪鳴，確實不耐煩聽。」

　　  董景道呵斥道：「休得胡言！既入學校，彼等皆為汝師，若不敬師，豈能名為儒者？！」

　　  那學生忙道：「校長教誨得是，弟子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