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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矩有點兒茫然，便問：「為夫愚魯，還請夫人開釋。」
衛夫人輕輕嘆了口氣，就說：「今南北分途，長江為隔，彼在洛陽，如人質，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豈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遠眺長江，雖不能見，聊舒渴懷也好。」
李矩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嘆息道：「裴、王之間，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豈不知大勢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順，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團聚——這必是王處仲貪戀權勢，特意阻之也！」
在故晉之時，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導要高，但若論名譽，則差得很遠——大傢伙兒都認為王導是個忠厚人（其實未必然），而王敦是個野心家（倒是沒有錯），王導溫雅識禮，王敦難脫粗俗氣。故此江南不從王化，這罪魁禍首，多半不在王導，不在司馬睿，而是那個坐擁強兵、跋扈無忌的王處仲了！
再說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執意南向，確實正如衛夫人所料，是思念親人，乃欲趁著佳節登高遠眺。要說洛陽之北，也有北芒山，但距離比較遠，山勢也比較陡，這一天內就要打個來回，未必能爬多高，故此二少年才只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
這委粟山若在十幾年前，估計是不讓爬的，因為其上建有圜丘，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
不過曹魏最早郊祀，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禪台，一直到景初元年，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別建圜丘，同時又在城北建方丘（亦名方澤）。命於冬至日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夏至日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享；此外還有天郊禮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曹操配享；地郊禮祭皇地之祗，以操後卞氏配享；宗祀於明堂祭上帝，以文帝曹丕配享……
總之小年輕曹叡最喜歡各種華而不實的花活兒啦，生搞出一大堆等級相同的國家級祭祀來，他也不嫌累……好在正始以後，權柄漸移於司馬氏，天子難出洛陽城，這些祭祀活動就全都停了下來。
晉朝建立後，群臣商議，認為「丘郊不異」，就此把二郊禮跟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給合併了起來，從此最高級的國家級祭祀只剩下三場，即：祭天、祭地、祭上帝，場所分別為圜丘、方丘和明堂。
華朝肇建，對於這路事兒自然也有爭論，主要原因就在於，曹叡當初搞那一套是傾向於鄭學的，晉朝的簡化版反倒是王學「謬說」。
鄭玄老夫子認為有天有上帝，此外還有五帝並立，他還特意給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同時他宣稱周禮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碼事兒。王肅肯定要跟鄭學擰著干啊，他就主張五帝為上帝之佐，就好比人間的三公，哪有受國家最高級祭祀的資格呢？而「丘郊不異」，圜丘祭和郊天只是同事而異名罷了。
如今既然裴該貌似傾向於鄭學而反感王學，自然以董景道為首，儒生們紛紛跳將出來，請求再把「丘郊」分開，並且分祀五帝。對此，裴該卻不肯讓步了——娘的，搞那麼多花活兒，除了浪費精力和金錢外，對國家社稷有一毛錢的好處嗎——下詔仍從晉制。
不過委粟山上的圜丘、洛陽城東南的明堂，還有城北的方丘，早都已經殘破不堪了，此前祖逖重修洛陽城，也還沒功夫把這些配套設施給搞起來。於是裴該本著節儉的原則，就光在原址上修復明堂和方丘了，卻將圜丘移到受禪台上——台基是現成的呀，而且台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錢省力得多。
即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上帝——裴該特意把天神、地祗給虛化了，且將上帝等同於人文始祖黃帝，把鄭玄所謂的五帝全都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並在去歲冬至日，舉行了華朝的第一次國家級祭祀——圜丘祭天。
拉回來說，委粟山上既無圜丘，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覽景，於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護下、奴僕的服侍下，經洛水浮橋而向委粟。
委粟山分隔伊洛——二水於其東麓合流——其實只是一個小山丘而已，不過十餘丈高，因為山上曾建圜丘，故此有道路、有台階，可以拾級而上，不必要手腳並用去攀爬。二少年雖然都文質彬彬，平常不怎麼鍛鍊身體，終究風華正茂，體力尚健，所以很輕鬆地便即登頂了。
於委粟山上北望，越過浮橋，便是洛陽高大的城壁；西望洛水滔滔，東望明堂可見；唯有南望，過了伊水就是廣袤的平原，阡陌縱橫，直接天際——江南何在啊？迢迢千里，又怎麼可能望得見呢？
二人都不禁有些黯然，隨即互望一眼，嘴唇翕合，想要說些什麼，卻終究還是張不開口。一則君心同於我心，何必冗言？二則身旁還圍繞著李矩派來的僕役乃至於兵卒呢，名為服侍，實為監視，名為保護，實為看管，王、庾二子雖然頗欠缺政治敏感性，終究不傻，於此情此景下，又豈敢放肆妄言啊？
可是也不便始終緘默，使得周邊氣氛都如同凝固了一般，於是少頃後，王羲之首先開了口，問庾翼：「稚恭看此山如何哪？」
庾翼撇一撇嘴道：「這哪裡可以稱之為山？不過一小丘罷了。洛中自有山，在城北也……」這指的當然是北芒山啦——「然以弟看來，洛中之山雖然蔥鬱，論雄峻卻不如關中之山，論清秀，又不如我……又不如江南之山了——此番出遊，甚是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