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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財用雖不足，卻不重商稅，且使商賈於流通時得利始征，無利不征，前此聚斂之財，也不強取……」
裴該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財產的安全，而不象漢武帝似的，因財徵稅，也不管你這財產是好來的，是壞來的，是短期聚斂的，還是數代積聚的，全都一刀切，那自然會引發無窮的阻力。而且這也使得工商業者不敢擴大生產規模，所得利潤寧肯吃穿浪費掉，更不肯置換成車、船等運輸工具。
「如此一來，有若農賦，豐年不加，平年不減，歉年可免，人乃樂於經商、作工，而其獲利厚，國家賦稅也豐，公私兩便。且我與商者官，仍使為商，與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來刻剝百姓之虞啊？」
當然啦，這只是目前的狀況，裴該是很想找機會把一兩名成功的商人安插進自己幕府中去，專門負責制定商業政策的，就好比漢武帝朝的孔僅、桑弘羊等人那樣。但他也知道時機未到，光給工商業者空頭吏職，就已經引發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漢武帝那樣一言九鼎的皇帝，還不可能徹底改變哪怕只是一兩名工商業者的地位。
再者說了，武帝時儒家才剛抬頭，還沒能成為社會主流思想，直到漢宣帝，都還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呢，如今可是經漢元、新莽、光武等數十代的哄抬，儒學已成主流，輕易搖撼不得了。
裴該說了一大套話，終歸是需要喘口氣的，隗瑾這才得以插進話去，說：「商賈之利甚厚，若不加以抑制，反而重視，誠恐農人皆將釋耒耜而逐商利，難免搖動根本……」
裴該笑問道：「卿以為，商賈之利幾倍？」
這個問題籠統得有點兒沒道理，隗瑾因此愣了一下，裴該趁機就說了：「耕田之利十倍，商賈之利百倍，立主定國之利則無數倍，難道農夫都將釋其耒耜，商賈都將傾其珠玉，去立主定國不成嗎？」
這幾倍幾倍的說法，原本出自呂不韋，他這麼跟自家老爹一商量，立主定國之利無數倍啊，當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裴該的意思，象呂不韋這樣的商人，世間能有幾個？
「非其不知利厚也，但利益愈厚，風險便愈大，普通農夫，安能為之？人之秉賦有差，所適合之業不同，即我重商，亦不輕農，何至於望風而轉業啊？固然，人往往慣見成功，而不見失敗，若鄉里有因商致富者，總會嘗試仿效，然而，若守吏不能察知其情，籌謀對策，或及時稟報朝廷，還要守吏何用？朝廷置吏牧民，難道是僅僅要他們收取貢賦的嗎？
「世間事，有利則必有弊，若因有弊而不為，則唯垂手待死而已。國家為政，要在應天時、問風俗、察民情，加以教化、疏導。今四方疲敝，百業不興，是以重之，如天旱而必須堰河儲水，若天雨導致儲水滿溢，再掘開泄洪可也。若旱時怕洪水，而不敢儲水，又如何能夠活到天雨之時呢？」
裴該這一是為再次聲明，我如今重商的政策，是臨時性的啦，臨時性的，你們別太過反對。同時也暗示，倘若商業的發展影響到農業生產，我自然會收緊口子，而倘若還沒有這種危機萌現，那你們也別求我改變政策。
他的話句句占著理，卻又極其油滑，隗瑾雖然不大以為然，但一時也找不到下嘴之處，只好把話題給兜回來：「既然如此，裴公又為何要西賈輸入銀錢啊？錢之為物，只便流通，飢不能食，寒不可衣，非急需也。」
裴該轉向張寔，問他：「請教張公，今西賈自西域輸來，都是何物？」
張寔回答說：「多殊方異物，及馬駝、毛皮、珠寶等。」
裴該點一點頭，說：「若有西方種籽，張公可留意，是否能夠種之於中國，可使多貢。馬駝、毛皮亦皆可留，至於珠寶，也不能食，不能衣，不能為兵，非急需之物，可貶其值，命其輸入銀錢。」
然後才轉過來對隗瑾說：「錢不能食，然可以易食，不能衣，然可以易衣，其於商業有大用，非珍珠翡翠可比。」
隗瑾問道：「若田地少產出，錢如何易食啊？桑蠶不繁盛，錢如何易衣啊？」
裴該笑著說，話又兜回來了，我也沒說不重耕織啊，而且——「耕織者，小民之利，非士之利也，然而如今之士，多聚斂田土、奴婢，盛造莊院、塢堡，屯積糧、帛。市間諸肆皆空，而莊院倉廩豐盈，所為何故？隗卿可想過麼？」
「還請裴公指教。」
裴該笑道：「正是因為商業不興，商賈不通之故啊。則士人所能得者，唯有田土、奴婢、糧食、布帛，難以交易他方之物，只能屯積。今若有商賈自遠方來，供與殊物，則士見之，一則貪其物而欲易之，二則以為商賈既能至此，地方必然平靖，也不必多儲糧、帛。如此則釋出之糧、帛，可賣於市肆，百姓乃無飢餒、凍寒之虞，豈不是好？」
其實尚有一層好處他還不敢說，那就是一旦工商業興盛了，就可能會有大地主逐財，把資金投放到非農業領域去，從而釋放出一部分耕地來，保障國家的基本農業稅收。
隗瑾本非有備而來，勢又不可能一定要在酒席宴間駁倒裴該，而且斜眼瞧著自家主公張寔的臉色很不好看，最終也只好屈服了，深深一揖道：「既然裴公已有長策，瑾就國家之事，不便再多置喙。唯望裴公多諮詢賢者，切勿妄定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