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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裴該開口，徐渝就主動跳出來跟兩人辯論了——主要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豈容他人破壞？而且營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將來史書上多半會記一筆，長安新都的總規劃師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駁陳頵，說：「朝廷以關中戎狄多而不易鎮定故，乃設西京，此事既成定論，御史不宜再沮。則舊日狹迫之城，豈能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時西巡，亦當建城……」
然後再回答熊遠的問題，並且趁機提出建議：「今祖公於三台破羯，所俘近萬之眾，行將押來河南。臣以為，與其如諸公所言，設屯務農，不如予我工部，先期於龍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錢糧豐足時，營建新都。
「從來俘虜最難安置，彼等既從羯，罪不可綰，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誅，然亦不可輕縱。彼等釋耒耜已久，唯恃氣力，與其務農，不如務工。工勞而死，前罪自贖，工勞而不死，始可赦之於壟畝之間，復為國家編戶。總比征勞役，傷農人，為合宜一些吧。」
這年月是沒有國家工程隊的——私人工程隊也不多，而且規模都很小——搞大工程都得要徵召農夫充役，有可能影響到農業生產，所以歷朝歷代於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議，何妨如從前俘胡的舊例，把戰俘充作勞役呢？開山挖礦的胡虜目前足夠用了，新的戰俘——不僅僅如今的羯趙，也包括以後可能逮著的南蠻——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廢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該覽奏，頗為心動，但還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數本亦良善百姓，不過為羯賊所蠱惑或挾裹而已，卿勿急於事工，而浪執彼等性命。彼等既曾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亂啊！」你可別打著一定要累死他們的主意。
開國天子，權威還是很盛的，於是朝議最終認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決定了這批河北戰俘，以及日後所獲戰俘的命運。
或謂：長安城每塊磚石下面，都掩埋著戰俘的累累白骨……
當然啦，雖然裴該討厭駢儷文，終究群臣舊習難改，所奏並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馴（生澀）得多；至於裴該所下詔命，多由秘書潤色，甚至於他只是說個大概意思，而由秘書擬稿，亦難免雕琢之態——頂多質樸一些，力求靠攏兩漢文學、建安風骨罷了。
因為天子喜歡什麼樣的文字，或者說尚可忍受什麼樣的文字，秘書省郭璞、胡飛等人是再清楚不過了。
且說詔命既下，傳達到御史省，御史大夫荀闓便不禁對熊遠、陳頵等人發牢騷，說：「天子所信用者，多貪功近利之輩，國家未定，豈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為邀寵於上，而罔顧國事。但我不料裴僕射竟也作此語……」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黨爭，歷朝歷代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個尚可容忍的範圍內，儘可能形成良性競爭，而不是互扯後腿罷了。此前在晉時，朝中主要是荀黨或稱東黨，和裴黨或稱西黨，雙方明爭暗鬥不休；至於祖氏，軍權雖盛，於政治上卻並不甚用心，導致集團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勢。
等到華朝肇建，東黨乃趨勢微，原領袖荀組受拜從一品少傅、宜都縣公，荀邃受拜從二品特進、新息侯，但都沒有實職，不過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號人物荀闓，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
大獲全勝的自然是西黨，只是西黨也非鐵板一塊，掌權之後，其內部自然也會分出派系來。統而言之，可以稱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說世家派與寒素派。
天下高門，無過裴、荀，所以裴嶷、裴詵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也包括了禪讓功臣華恆、王卓等，殘餘的東黨遂逐漸向他們投誠和靠攏。其與舊世家代表荀組叔侄的區別，不過是相對重視事功，而不喜垂手清談罷了。
吏僚派則主要是裴該在關西時即授予實任，負責各方面具體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數擔任各部首長，或者實權副職。出身稍高一些的，多河東或關中的二流家族子弟，比方說柳卓、柳習、韋鴻、胡焱、辛攀、辛明等，低下者實為寒門出身，甚至出於商賈之家，比方說徐渝、郁翎、周鑄、媯昇、蔣通等輩。
裴該想要扶持寒門，以平衡甚至於制壓世族，但寒門雖不是阿斗，卻也不是幾道限田、設學、科舉之類的詔令，立刻就能人才輩出，充斥朝堂的，世家子以其豐富的學習資源和深厚的文學功底，天然便壓過寒門一頭。但那些自關中追隨裴該，直至改朝換代的寒門吏僚，既有從龍之功，於他們頭頂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入相封侯並非痴心妄想，因而做事格外賣力。
當然啦，在儒臣派看來，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來公允地評判，這些傢伙都未免太急於事功，太急於邀寵了，不利於國家機構的穩定和社會生產於大亂之後的恢復。裴粹在關中，就曾經寫信給裴嶷，說：「如漢初名相，蕭、曹也，不聞有魏、黃……」
蕭何、曹參的施政，秉持黃老之意，無為而治，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恢復；魏相、黃霸雖然也是一代名相，但執法過剛、施政過苛，唯有在太平時節、盛世之際，才能顯身揚名啊。所以說——「願文冀為蕭、曹，勿為魏、黃也。」
裴嶷對此的回答是：「亂世用重典，國貧謀事功，且待天下大定，方能寬政無為。」你說得有道理，但還不是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