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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既然不打算就這個問題繼續跟你辯論下去了，陳延思也就只好閉嘴。終究上下有別，他也還不到一較起勁兒就九牛拉不回的犟脾氣——實話說倘若脾氣犟到那種程度，早在當小吏的時候就被人給偷偷宰了，不可能做到侍御史之職。

　　  啥時候可以說話，啥時候應該閉嘴，對什麼人要直言不諱，對什麼人要兜兜圈子，這點政治智慧，陳延思還是有的。

　　  於是豎指道：「其第二失，為民屯。」

　　  按照陳頵的意思，就應該立刻分給百姓土地，編戶齊民，開展生產。他對軍屯是支持的，對民屯卻意見多多，當下即將民屯的害處逐一道來。

　　  裴該點頭道：「我亦知之，不過權謀耳，比及三五歲，自當盡放屯戶為國家編民。此際軍用不足，不得以而為之罷了。」

　　  當然還有一點他沒說，那就是倘若直接任由流民返鄉，很大可能性會在短期內就變成豪門的佃客甚至於奴婢——江左方面就是最佳的例子——所以才要先用民屯圈一陣子，培養他們互助的習慣和對官府的信賴，進而再利用民屯的盤剝，去資助他們種穩分給的田地。

　　  對於這一條，兩人根本就辯論不起來，於是熊遠便問了：「其三失為何啊？」

　　  陳頵乃道：「其三失，大司馬行台制度，仿效朝廷，不知因何獨無諍諫之職哪？」  

　　  裴該聞言，不禁沉吟不語。

　　  第二十八章 拾遺

　　  諫官乃是中國古代獨有的官職，據說始於齊桓公設「大諫」，以鮑叔牙任之。但是也有一桿子捅去周初的，說「保」就是最初的諫官，那麼興周之大保（太保）召公奭就應該是諫官首領了。

　　  諫官的主要職責，是勸諫君主，並對朝廷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見。秦代設諫大夫，屬郎中令，漢代沿用，但屬光祿勛，東漢改名為諫議大夫。此外光祿大夫、議郎、博士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騎、中常侍等號的，亦皆負有諫議之責。

　　  唐代最重要的諫官是左拾遺、右補闕——因名可知，此職是為了匡正君主的過時，補朝政之疏漏而設。

　　  說白了，諫官的主要職責是面對君主的，必須能夠指出君主的不足和錯誤，兼及議論朝政。此職自漢代始即受宰相領導，乃是相權制約君權的重要手段之一，對此君主自然會產生不滿，於是逐漸將諫官的職能分化，主諫君的轉化為君主顧問官——比如侍中、散騎常侍等職；主議政的則演化為侍中寺、門下省等機構，逐漸反過來成為制約政府的工具。

　　  歷代以諫官諷君王、監政府，而以御史督責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以後，二者合流，並稱「台諫」（台是指御史台），總監政府、百官，對於君主的諷諫職能卻日益萎縮——君權由之漸盛。  

　　  固然，理論上凡一定級別的官員，都可以上書指責君主的過失，但大傢伙兒既然還有本職工作，則除了少數幾個特例外，諷諫君主的力度必然因此而減輕啊——君主之獨裁，即自台諫合流後逐步成型和完善。

　　  今天陳頵特意提出來，說關中行台就是個小政府，於軍政兩道的架構尚算嚴整、完善，可是為什麼獨獨不設諍諫之官呢？在朝中，諫官之設是為了諷諫君王，而在行台，大司馬你大權獨攬，無人可以制約，倘若不設諫官，隨時指出你的失誤和缺漏，你就不怕辦錯事麼？

　　  這倒確實是裴該從前沒有想到過的。一則他覺得自己夠謙虛，不專斷，凡大事皆謀之於眾，裴嶷等人也時常會主動提出意見來，又何必單設諫官？二來麼，終究誰都不樂意整天一舉一動都被人盯著，隨時挑你的錯兒……故而諫官之設，壓根兒就沒往腦袋裡去過。

　　  聽得陳頵之言，熊遠不禁蹙眉，就先裴該發問道：「終為行台，並無人君，何必設置諫官？」

　　  陳延思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過而無可諍諫者，必然閉目塞聽，甚至專斷獨行，而壞國家之事。即州亦有別駕，而行台唯大司馬一人獨尊而已，若不能設諫官，聽諍言，諮諏善道，必致蹉跌啊。」

　　  按照制度，諫官是「言者無罪」的，哪怕當面指著君主的鼻子痛罵，只要就事論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當聽不見，但不能降罪於諫官。而且其他官員，固然也可以諍諫君主，但你若閉口不言，別人也不會強逼你；諫官若不言，則純屬失職。所以諫官之設，最主要是形成一股風氣，使君主習慣於聽取下情，而臣子也習慣於表述意見。

　　  按照陳頵的說法，人沒有不犯錯的，只有被人即時指出，進而加以改正，國家、政府才能趨向於正道。各級政府部門中都有人能夠提意見，那是因為政府主官的權柄並不頂天；大至州府，刺史身邊還有別駕，名分君臣、上下，其實也就低半級而已，自然不怕講話。君主之下，卻沒有比他略矮一頭的——宰相也不成——故而要專設諫官；如今你大司馬在關中行台也是一言九鼎啊，那你的行為又豈可不受絲毫制約呢？肯定會出事兒啊！

　　  裴該心說我的行為怎麼就不受制約了？先不說天時、地利、人和的制約，那些舊制度、舊習氣，因舊官僚而給我下絆子，使我不能舒心暢意，也不是一天兩天了。然後再設諫官，比方說你陳延思，見天兒上書要我輕工商、罷民屯，下筆千言，口若懸河，在輿論上攻擊我，那我還不得給氣瘋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