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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馬的意思，是人們都認定了日月五星圍繞大地而轉，那麼能不能反過來想，其實是大地在圍繞日月五星而轉呢——其它星辰動靜不大，暫可不論。這自然是異想天開，但在對於日月五星運行軌道的計算上，換一個相反思路，是不是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數值來啊？兩相對照，或許能夠發現從前總也算不對的那些公式，究竟疏漏在何處……
愣怔少頃，便即朝裴該深深一揖：「多承大司馬教誨，喜受益匪淺，便當告退。」
裴該察言觀色，一瞧虞喜抓耳撓腮的毛躁勁兒，就知道他忙著回去重新計算各種天文參數，不禁心說：去算吧，你要真能算準嘍，說不定就能提前闡發「日心說」。
但他卻並未放虞喜就此離去，而是緩步歸坐，虞仲寧沒辦法，也只得重新坐下。就聽裴該開口問道：「王子賜實薦卿於長安，然又雲卿無宦意，唯好觀星——不知我今日欲徵辟仲寧，可肯應命否？」
虞喜心說來了，果然問到這事兒了，趕緊拱手推拒：「正如王子賜所言，喜無宦意，且不治經典久矣，又無理民的經驗，倘若濫竽充數，必然有負大司馬所託……」
裴該打斷他的話，說：「然我今方有一要事，恐怕非仲寧不能任也。」
虞喜聞言一愣，心說還有什麼事兒必須要我去做的嗎？大司馬既然如此禮賢下士，倘若寄望甚殷，我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還是先聽聽是啥事兒再說吧——「吾不敏，且實無才德，不知大司馬所言要事是指……」
裴該就說了：「如前所言，今用《景初歷》已近百年，據卿所算，則冬至將偏兩度，於農時未免有所妨礙。前人制歷，不知『歲差』，今既知之，豈可不因而改訂啊？此事舍仲寧，其誰可任呢？」
裴該是想讓虞喜修訂曆法，這話一出口，虞仲寧不禁感覺有些心癢難耐。要知道那時候研究天文，主要目的是制定曆法，以指導農業生產，也就是說天文學最主要的應用範疇，是在曆法的制定。虞喜既好天文，必然不希望自己最終只拿出一篇沒幾個人瞧得懂的理論和算式來吧，若能根據自己新的演算——尤其加上「歲差」的影響——修訂舊有曆法，甚至於制定新的曆法，這無疑是很有誘惑力的一件事啊。
終究虞喜雖然沒有做官的想法，於俗務並不感興趣，純粹是個學者，但既為開蒙就讀儒經的士人，這事功之心，也是不可能徹底抹消掉的。
但這事兒太大了，他不敢當場應承下來，只是反問裴該：「關中行台，應無權修歷啊，大司馬此命，期期以為不可……」
第六章 大司馬之心
裴該想命虞喜修訂曆法，虞喜卻以此事並非行台所可擅為來推拒，對此，裴該笑笑說：「行台自無修歷之權，但國家並不禁私人制歷啊。倘若卿能修訂舊曆，甚至於更制新曆，於關中指導農時，試之可用，我自然會奏明天子，用卿之歷。」頓了一頓，又說：「況且我晉肇基之時，並未明改正朔……」
所謂「正朔」就是「正統」的意思，用以彰顯本王朝受命於天，根據儒家的研究——其實是附會——自古以來，改朝換代都要改正朔，換言之，就是重訂曆法。
據說，夏朝用夏曆，建寅——也就是說以一月為正月，作為一年的開端；商朝用殷歷，建丑——以十二月作為歲首；周朝用周曆，建子——以十一月作為歲首。
其實改朝換代就要改正朔，這估計是戰國時代陰陽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論，被儒家吸納後所得出的結果，所以第一個正式因此理論而改正朔的，實為秦朝。秦用顓頊曆，建亥，即以十月作為歲首，名為端月（避始皇帝政諱）。
西楚項羽沒搞過類似花樣——或者搞了，但其事未傳於世——一直到漢朝統一天下之後，方才根據儒生們所請，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劉邦和跟著他打天下的多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沒有合適的天文曆法人才，所以仍舊沿用的秦代的顓頊曆。
相關理論，儒生們也是逐漸完善的，逮董仲舒終於基本圓滿，因此西漢到武帝太初年間，才新制《太初曆》，頒行天下。其後的改朝換代，就該王莽登場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邊兒又有一個學究天人的國師劉歆劉子駿，當然要把這禪讓之事徹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漢後就「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於有沒有新制曆法，史無所載。
根據董仲舒的說法，古來正朔分黑、白、赤三統，於歷則對應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國祚不長。只是不用一月當歲首，怎麼著也感覺怪怪的，是以中國自東漢復辟以降，大多數時間還是用的建寅——歷代曆法，直到今天的農曆，也才會被統稱為「夏曆」。
故此曹魏簒漢後，仍然沿用東漢《四分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後，小年輕突然間又想起此事來了，於是在與群臣反覆磋商過後，便即放棄《四分曆》，正式頒行《景初歷》——主要是《四分曆》運行一百多年以後，偏差越來越大，已經影響到了農時——並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為正月。
還是那話，不以一月為歲首，實在麻煩，所以沒過幾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經過這麼一番折騰，學者們紛紛起而修改舊說，比如王肅就主張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且夏代以前——包括傳說中的炎黃啊、顓頊啊、堯舜啊之類——全是用的建寅。於是傾向於王學的司馬家在篡魏以後，就並未更改正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