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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目前狀況而言，這兩個派別尚能協作無間，但隨著局勢逐漸穩定下來，更多世家靠攏儒臣派，更多故晉小吏靠攏吏僚派之後，又會將政局導向何方，那就誰都看不清了。
不過裴該對此還是有所警惕的，他防微杜漸的應對之策，就是要逐漸削弱雙方的力量，再利用科舉制引入更多人才來加以平衡。其實樞密省之設，也同樣是平衡儒臣、吏僚的一種手段。
漢初諸呂亂政，之所以失敗，為有周勃在也。只要運用得當，則軍功貴族不但不會幹政擅權，反倒能夠成為穩定朝局的一支奇兵。不過舊關中軍諸將因樞密省之設，認定了天子重視武人，唯有陶士行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經在給兒子陶瞻的信中寫道：
「或謂晉亂之時，武夫跋扈，勸天子勿置樞密，可稍稍制約武人。然我以為，天子置樞密，非重武也，實限武也。古來出將而得入相，今我雖以樞使身份列名宰相，於政事堂中卻為文臣所環繞，對政事幾無置喙處。由此既加軍銜，則與文政無涉，武夫勢不能再干政也，前漢大司馬大將軍之任，無可復見。
「是以奉勸吾兒，早卸都督之任，唯取刺史、太守之職。否則如前漢公孫賀之後，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
裴該的這份心思，其實從未對人明言過——即便是皇后荀氏——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數人，能夠從蛛絲馬跡中窺見一斑。不過他在官吏選拔和任用上，以太學作為從九品制到科舉制之間的跳板，這種想法，明晰的人就很多了。
關中曾開科舉，但是規模不大，既已改朝換代，他就打算行之於全國，卻遭到了儒臣們的一致反對。於是裴該重興太學，暫時以太學的畢業考試，部分代替舊時的九品制和察舉制——太學是只看學問，而不論門第，皆可入學的，而且管食宿，這套規章制度還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創設。
長安新城遙遙無期，裴該估摸著即便天下大定了，也還得隔幾年才有望還遷關中去，所以無論文校還是武校，全都自長安遷來洛陽——長安學校仍然保留，作為太學的分校，且將來二都並立，洛陽分校也將繼續存在下去。
董景道已經快七十歲了，健康狀況也不是很好，裴該特許他在身體允可的情況下，再自關中赴洛——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當聽說董老夫子即將抵達的時候，裴該就打算親往相迎，卻遭到了宰相們的勸阻，說唯大將班師，天子才可郊迎，老校長雖然年高德劭，卻還不到勞動天子的地步——
「以宰相出迎，以示朝廷重儒，足矣。」
就是這「以示朝廷重儒」幾個字，最終使得裴該打消了親迎的念頭。實話說他對傳統儒學並不感冒，僅僅因為這時代還沒有其他足以與儒家相拮抗的學術體系，這才不得不表面上裝模作樣行周禮，用儒政。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寵，僅僅因為屬於鄭學，跟晉代主流的王學不對付罷了。
從鄭學到王學再到玄學，就學問而言是發展，是進步，但對國家社稷的正面影響，則正好反轉過來。所以裴該何所愛於董景道啊？為鄭學也；他又何所愛於鄭學啊？在理論上方便改造，而在運用上還不至於太過糟糕罷了。
既然如此，則不便親迎董文博老先生，免得他變成第二個董仲舒，其思想反過來再鉗制社會的開放性，甚至於阻撓社會的發展。
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裴該自從坐上了皇帝的寶座，於施政更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於改革也不敢再如從前那般，儘可能地放開手腳了，他希望能夠在保證社會安定的前提下，逐漸地用天子的詔命來引導輿論，進而影響朝局，而不象歷史上那些暴君似的，近乎以一人獨治天下。即便真是遠見卓識，倘若準備不足，施行操切，等到發現問題了再朝令夕改，那就變成王莽啦。
所以包括產業方面的新想法，裴該都先把皇莊當作試驗田。
皇莊這個名詞始於明代，但事實上自古以來，皇家即擁有部分山林池澤的所有權，收入不入國家府庫——當然啦，秦漢以降的九卿制多由君主私屬轉化而來，本來皇家的和國家的，就區分得不是很清楚。
裴該明確家、國之別後，以皇后、太子的湯沐邑為名，接收了洛中內外和河東的十幾處莊園——多半是抄沒的罪臣家產——統一歸少府管理。少府設卿、丞，前者由士人擔任，負責皇家產業的經營和財稅的出入，後者由宦官充任，負責宮廷事務的日常管理。首任少府就是才剛從江南逃過來的裴常——其父裴嗣則只領了一個微陽縣侯的爵位，志得意滿，安享晚年去了。
舉凡新農具、新耕法，乃至新的農業協作方式的試行，新品種甚至新物種的試種、試育，新商品的製造和流通，裴該都利用閒暇時指導裴常等人，並要求他們大膽去做試驗，若有成效，便可推廣。即便試驗失敗了——那可能性是相當大的——也不過皇家短少了一部分收入而已，在裴該看來，自己如今的日常供奉已經算是很儉省了，即便把內庫全都填了皇莊的缺口，也不至於吃糠咽菜，要被迫額外向國庫伸手。
第二十七章 支屈六的最後奮戰
趙軍在三台戰敗之後，石勒被迫收縮全部兵力，聚集周邊物資，固守襄國城。
襄國終究是羯趙的都城，雖說原本不過一座普通縣邑，因為立國時間不長，也未能加以擴建，終究加厚城牆、增築城堞等固防手段，是陸陸續續一直在搞的。因而石勒覺得只要上下一心，指揮得法，應該有希望堅守半年甚至於更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