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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志華和宋教仁熱情地送走了美國公使的代表，還有一個自稱是英國商人的代表，轉身走回了會議室。會議室里幾位復興會的高級人物如徐錫麟、秋瑾、張繼等人都已圍桌而坐，等著他倆作事情的通報。

　　  “呵呵，人來得這麼齊。”宋教仁笑著和眾人打招呼，拉著肖志華坐了下來。

　　  “怎麼樣，美國人是否承認廣東軍政府？”徐錫麟性急地問道。

　　  肖志華抿了抿嘴，取笑道：“伯蓀，怎地如此性急，只是初次接觸，就要談婚論嫁？”

　　  “我問的是正經事，你怎麼扯到這上面去了？”徐錫麟推了推眼鏡，不解其意地問道。

　　  “呵呵，這有何不同？”肖志華笑道：“雙方接觸談判，就象男女談戀愛，彼此都有那麼點意思，但在合作的過程中有時會有懷疑、有爭執、有矛盾，可雙方都想讓這個愛情能夠開花結果。談崩了，那就是性格不合，一拍兩散好了。”

　　  “奇談怪論。”張繼笑著說道：“可想駁倒你，卻也不易，志華，你說這是什麼道理？”  

　　  “那你就得多讀書了。”宋教仁笑著轉入了正題，說道：“雖然我們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和努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贏得列強各國政府的支持，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增進了美國政府的了解，對消除美國對革命的恐懼和擔憂是有利的，也使得美國介入中國內部政權更迭的依據和必要性大幅降低。”

　　  在如何對待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儘管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有各種不同意見，但美國政府卻一直採取了中立政策。這固然與軍政府採取的策略有關，但更多的還是基於美國外交的不干涉原則和孤立主義傳統，以及門戶開放政策的影響。

　　  革命伊始，由於軍政府下嚴令，保護外人生命和財產的安全，這得到了美國駐中國的外交官員的肯定。駐華代辦衛理和駐漢口總領事顧臨在向國務院報告中國國內形勢時稱“叛亂顯得很有組織和領導”，“外國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那裡的外國人被認為是安全的，因為革命黨人有意避免攻擊外國人”。隨後，國務卿諾克斯向塔夫脫總統匯報中國政局的變動時也對革命黨人保護外人予以肯定，並認為這將它與以前的革命區別開來，避免招致外國人的干涉，指出：“中國生自太平天國革命以來最嚴重的叛亂。迄今外國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這就將這次革命與以前的革命區別開來，並表明了領導層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國干涉的危險。”美國外交官和國務卿都將廣州、武昌起義定性為一場“太平天國”性質的叛亂。這一定性固然表明他們對辛亥革命的性質尚缺乏正確的判斷，但他們沒有將起義定性為排外性質的義和團運動，實際上就承認了這場政治變動只是一場純粹的反滿革命，屬於中國內部事務，排除了進行干涉的必要性。  

　　  再者，美國為維護中國的門戶開放，一方面與其他列強一道“合夥”侵略中國，但同時又與俄國、日本等列強有所不同，他希望一個相對繁榮和強大的中國，幫助美國抵制其他列強獨占中國，維護門戶開放局面，便於促進美國的對華投資和出口。

　　  19o4年，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實際制定者柔克義在美國海軍學院所做的演講中闡述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時即指出：“在美國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前，美國的對華政策與歐洲國家一樣，一道維護在中國的條約權利，特別是片面最惠國待遇，以保證我們的人民享有同樣的條約權利，但在門戶開放政策之後，我們的對華政策又增添了新的義務，既要防止任何外國列強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國，同時也要避免列強在中國的利益衝突，通過一切合法的途徑保持列強力量的均勢；美國作為一個尋求商業利益和政治機會均等的國家，更加希望通過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負責任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實現自己的目標，以便獲得必要的合作和支持。”

　　  塔夫脫總統上台後，在對華推行金元外交中也一再表達希望促進中國進步與展的願望，指出：“我們不是那些認為阻止其他國家的展是有利可圖的國家。最有利可圖的商業必須是對雙方都是有利的。我們最有利可圖的商業，就在與那些最繁榮的國家的關係。因此，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展和繁榮。毫無疑問，有其他政府也這樣認為，但有些國家的政府只顧眼前利益，毫不懷疑他們的自私動機。我們可以自誇地說，我們與中國的友誼是無私的。我們對中國領土沒有任何企圖，不將它當作一件禮物，美國已有她在世界上想要的領土。”  

　　  很多人或者為美國表達的善意和說出的美好話語而激動不已，但肖志華心中卻是另有計較。不錯，現在美國應該是一個值得拉攏、依靠的國家，但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在實力不強的時候，可能會高喊動人的口號，當實力強大以後，又該是另外一副嘴臉。國與國之間，利益才是第一的，道義和公理只是表面的遮羞布。

　　  縱橫捭闔，也要有原則，中國必須獨立自主，絕不能讓別人控制住命脈。吸引外資是一回事，監管和自我保護更是必不可少。在這一點上，他便越了所有人的目光。

　　  “我準備近日便啟程，到武昌去。”肖志華說道：“與美國駐漢口領事深入探討一下，希望美國能勸說調停，使其他列強也保持中立，我最擔心的是日本和俄國趁機干涉或者在東北搞小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