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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對比宋代，明朝的稅收可以說是倒退了幾百年。
宋真宗時代，國家財政收入1.6億兩白銀，而大明在穆宗皇帝隆慶年間每年財政收入只有3078萬兩，不過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農業稅占明朝政府總收入的81%，工商雜稅只占總收入的12%。不僅少，質量也差。
雖然都講宋朝商業發達，故而商稅眾多。但實際上，大明的商業初年的時候可能不如宋朝發達。但到了明末，江南都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商業已然發達到了堪比宋朝甚至超過的景象。
但到了明代，比起宋朝的時候商稅反而更加稀少了。不僅如此，除了農業稅外，工商雜稅的比例越來越低。
不僅如此，宋代財政收入早就實現貨幣化，太祖皇帝卻把稅收制度倒退了幾百年，恢復了低效率的實物徵收制和勞役制。
「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類的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地向村民徵收」。
「全國蓋滿了此來彼往短線條的補給線，一個邊防的兵鎮，可能接收一二十個縣份的接濟；一個縣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機構繳納財物」
萬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但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
如此財政稅收的制度下，整個帝國財政充斥著原始小農式的短見與浪費。不僅是人力物力上的浪費，更是造成了整個制度上缺乏對商業金融的考量，在帝國結構設計下便造成了先天的不足。
更加致命的是，大明的稅收數量基本上建國初期就開始確定，1377年，太祖皇帝分譴各部官員、國子監生和宦官巡視178個稅課司局，固定他們的稅收額度。
1385年，太祖皇帝命令將各省和各府稅糧課程一歲收用之數刊刻於石板上，並樹立在戶部廳堂內。1393年，田賦收入達到3227萬8900石，太祖皇帝對此很滿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墾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額稅收作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來，後來也偶爾進行過小的調整，但基本定額從來沒有被擯。
此後，整個大明財政體系也只能夠在這樣的基礎上修修補補。戶部與其說是帝國的財政部門，不如說是總會計部門。不僅大明六部包括其餘中央部門都有自己的稅收大權，就連一些基礎性的修修補補戶部也沒有權限。
李邦華就任首席大臣雖然權柄儼然首相，但實際上，在大家都沒有摸清楚朱慈烺的秉性之前，大明依舊按照原來的模式在運行。
故而，實際上稅收政策的一點更改都是需要得到皇帝授權才可以的。
這也就是這一回李邦華幾人求見朱慈烺的原因。
對於兩人要求的改革，朱慈烺當然不會反對。他只是一直以來都沒有抽出時間這才沒有著手罷了。
然則，朱慈烺看兩人的表情，也紛紛明白，他們被驚到了。
大明的財政，要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不公平。
這種不公平不僅體現在結構上失衡嚴重缺乏科學的調整涉及。更是在實際的徵收之上有著極大的失衡。
尤其是在徵收對象上，更是堪稱致命。
而這，便是官紳免稅。
在後世，大部分人或許會覺得哪怕是高官顯宦，照樣也得納稅。不管免稅以及逃稅的法子多麼繁多蔭蔽，至少從法律上講，人人都得納稅。
但換個時候，在大明可就不是這回事了。
按照常理講，既然是大明子民，自然要人人納賦稅徭役。但顯然，大明的官紳是不如此的。
太祖皇帝在時詔諭：「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賢人君子，既貴其家，而復役其身，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
也就是所，洪武年間時官紳是不需要服徭役的。
到了嘉靖二十四年《優免則例》則規定，京官一品優免役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優免役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減半；舉、監、生員優免糧二石、丁二人；致仕優免本品十分之七。
最後到了萬曆三十八年時《優免新例》規定，現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以下遞減，八品免田兩千七百畝；外官減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進士優免田最高可達三千三百五十畝，未仕舉人優免田一千二百畝；生員、監生八十畝。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這個免稅條例也只是一種額度，也未必會有誰都用得上。比如海瑞，還不是死的時候連個喪事都辦不起？
然則，這又涉及到大明複雜的基層生態了。比如那范進中舉為何能歡喜得癲狂過去？當真只是有了一個考進士的機會嗎？那定然不是，縱然是舉人可以直接當官，其實也難講能當個什麼官兒。畢竟，候著等官的人可太多了。
這一切，便是在這：未仕舉人優免田一千二百畝上。
只要有了這個免稅資格，哪怕你之前一窮二白沒有一千兩百畝地，那隻要想有就立刻能有了。
當然不是說舉人有本事能夠強取豪奪不犯法，而是當了舉人便立馬能當個老爺，有的是那本鄉鄰里笑嘻嘻地將田地進獻個舉人老爺，掛在舉人老爺的名下。
為的，便是免稅。
畢竟，在大明治下，實在是有無窮無盡的徭役賦役等著百姓們去承擔。相反，要是將田地掛在官紳的名下，這些無窮無盡的煩擾頃刻間就消失乾淨。將田地進獻出去的百姓自然是依舊還自己耕作，只需要貢出一份收入給舉人老爺。而名下寄著田地的舉人老爺也能憑空得到一份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