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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學習四書五經除了參加科舉還能做什麼？民盟軍不辦科舉，說句難聽話，私塾先生已經被大環境淘汰了，既便肯拉下身段給政府當教師，也需要經過重重篩選，很多壞習慣都需要革除，教學方式也需要切合農民與城市底層平民的實際，光憑這些，就有很多人受不了。

　　  這也是王楓聘請戲子粉頭開展識字教育的根本原因，最起碼這些女人沒有架子，平易近人，能耐下性子教人識字。

　　  在民盟軍的主政下，大部分人的日子越過越紅火，但也有個別人越發的窮困潦倒，跟不上時代又不願變革，不窮哪有天理？罵政府是罵不出錢來的！

　　  雖然四書五經不被重視，但王楓並不是反對四書五經，他反的是理學，反的是自宋明清以來被強加進中國文化的封建糟粕與奴性教育，當下的四書五經，經歷代統治者的修改注釋，已經把漢唐時期的儒學精義給改的面目全非，比如漢朝時大顯於世的公羊儒學。

　　  公羊儒學是董仲舒天人合一論的基礎，自魏晉後逐漸消沉，這是由於公羊儒學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又包含歷史變易觀點，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說：據亂世、昇平世與太平世，三世循環，不斷向前發展，而且公羊儒學專講儒家大義，倡導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無情鎮壓！  

　　  自宋朝起，隨著龐大文官體系的建立，統治結構漸趨固化，靜態成為治國的常態，理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要求民眾安於本份，向天理看齊，即存天理，滅人慾。

　　  何為天理？表面上皇帝是天子，代表著天的意志，即為天理，但皇帝施政離不開文官集團，所以真正的天理是文官集團，這就相當於給文官集團的統治上了一把萬年鎖，給普通人的精神則上了一道枷鎖，以維持統治結構的牢固不變！

　　  從宋明清的更迭而文官集團愈發龐大來看，理學取得了成功，卻正是由於這份成功，使得文人已不知忠君愛國為何物，以日漸奴顏婢膝取而代之。

　　  宋朝小皇帝投海，尚有陸秀夫之輩殉死，明朝崇禎上吊煤山，除了個老太監殉死還有誰？

　　  而公羊儒學講究變化，血腥凌厲，形同於儒學中的法西斯主義，怎麼可能為統治者喜歡呢？尤其到了清朝，嚴格來說，為清庭服務的漢官都屬於亂臣賊子，都屬於無情鎮壓與撥亂反正的對象，因此被統治階層拋棄不足為奇。

　　  但是公羊儒學的進步性顯而易見，尤其是撥亂反正，微言大義正是現實社會所需要的，對於凝聚民族自信心與重塑道德倫理無比重要，義之所在，浩氣長存，這才是儒之真諦！

　　  漢朝時的儒生，為了理想與信念，即使刀斧加身，也面不改色，唐朝時的儒生，馳騁邊關，碧血染黃沙，宋朝時的儒生，倚香偎翠，風流快活，明朝時的儒生，結黨營私，專與皇帝做對，到了清朝儒生，終於演化成了徹頭徹尾的奴才與走狗！

　　  歷史的走向清晰的表明了儒學的發展是個下降型的通道，連帶整個民族的倫理道德也是一朝不如一朝，重鑄民族之魂，除了在軍事上需要一場接一場的勝利，更重要的，還在於給儒學撥亂反正，王楓已經有了把公羊儒學豎立為標杆的打算。

　　  只不過，這是一個系統性的龐大工程，王楓沒有時間搞，也沒有儒學名家幫他做這種事，所以只能把四書五經暫時放一邊，改而以摘錄出的警世名言與經典事例勉強充作中國古典文化教育。

　　  在政府中供職的文人雖然已經漸漸脫離了傳統文人的範疇，以事功一展抱負，卻也不可能接下簡化漢字的活，王楓奉行的是高薪養廉，精減人員，人盡其用，不養閒人！

　　  發給你達到中等富戶生活水平的薪水，你就得做事，而且還不是一般二般的做，是把人當牛馬使用，下班回家基本上都累的不想動，某些有上進心的還得利用業餘時間學習科學知識，哪有空閒簡化漢字？要知識，簡化漢字不是拍腦袋就能簡化的，必須要符合漢字的演化規律，象型文字的基本要素不能丟，近萬漢字能把人的頭搞大！  

　　  兄妹倆互相看了看，雖然有心接下，卻實在是抽不出空，只能強抑下那份衝動，丟了個無比抱歉的眼神給王楓。

　　  王楓也是頭疼的很，現代的簡體字是可以拿來直接用，但他覺得簡化的過了頭，最好重搞一下，況且就算他可以湊和著用，近萬個字的簡繁對照一一列舉，也夠他喝一壺的，對於這類靠水磨功夫才能出成果的活，他沒那麼多的耐心，吩咐下去讓別人搞才最合適。

　　  只不過，具有相當文字功底的人全部被委以重任，抽不出空，比如盛宣懷的父親盛康，進士出身，卻整天忙碌在田間地頭，盛隆也是不好意思去麻煩，畢竟六十多歲的老傢伙了，精力有限，而如蘇州四富等有文化的商人都忙於投資興業，多半也不會接下，強行要求或許可以，可是王楓不願欠下他們的人情。

　　  究竟誰能辦呢？

　　  皺著眉頭想了好一會兒，王楓試著問道：“盛宣懷，你的弟弟妹妹們都在蘇州吧，四書五經學的如何？能識多少字？”

　　  第三一五章 報紙

　　  “嗯？”盛宣梅眼前一亮，接過來道：“王司令，你該不是想讓小孩子來簡化漢字吧，我很佩服你能想常人之不敢想，但我不得不說，你的眼光很毒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