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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整個一層樓都是為重病號設計的，在建造諾福克海軍醫療中心時就想到了戰爭傷亡的問題。三號病號特級護理組是間25平方英尺的房子，只在走廊這面的牆上開了窗子，窗簾都已打開。一共有四張床，只有一張床上有人。躺在裡邊的這個年輕人幾乎被全部裹住。氧氣面具罩在臉上，看到的只是厚厚的一頭麥黃色亂發，身體其他部分完全被包著。床旁是一個靜脈注射架，兩瓶流液合成一管一直通到被單下。一個護士象泰特一樣，穿著外科綠色工作服，站在床腳頭。她的碧藍色眼睛盯著病人頭上的心電圖描記器讀數，不時低下頭來在病歷圖表上作記號。離病床較遠處有一架機器，幹什麼用的一下子還看不出來。病人已失去知覺。

　　  “他的情況？”伊萬諾夫問。

　　  “很危急，”泰特回答。“他能活著到這裡簡直是個奇蹟。他在水中至少呆了12個小時，可能更長，也許有20個小時。他當時只穿了件橡皮的海上救生服，周圍是那樣的氣候和水溫，按理，他是活不下來的。剛入院時他的體溫是攝氏23.8度。”泰特搖了搖頭。“醫學文獻里我看過體溫過低的病例，但這是我親眼見到的最低的一例。”

　　  “預後怎麼樣？”伊萬諾夫向房間裡看了看。

　　  泰特聳聳肩。“難說，可能是50對50，也可能不是。他還處於完全休克狀態。他的身體素質很好。從這裡你看不到，但是他體格很壯，象個田徑運動員。他的心臟特別好，大概就是憑著這個才活到我們這兒的吧。我們現在已大致控制住了體溫過低的現象。問題是，體溫下降時，許多器官都會跟著出問題。我們不得不單獨地而又相互聯繫地努力衛護全身上下的各種機體組織，防止其本身防衛能力遭到破壞。如果說有什麼會使他死亡的話，那就是這個休克。我們一直給他用電解液治療，這是正常的作法。但是他一直處於死亡線上，已有好幾天了，至少我——”

　　  泰特抬頭一看，另有一人正從大廳走過來。他看起來比泰特年輕，個頭高些，綠色工作服外套了件實驗室白衣。他拿著一張金屬圖表。

　　  “先生們，這位是上尉醫生唐姆森，他負責治療這個病人。是他接受你們這位士兵入院的。傑米，現在情況怎樣？”

　　  “痰化驗後表明是肺炎。不是好消息。更壞的是血液構成一點沒有好轉，白血球計數在下降。”

　　  “好極了。”泰特靠著窗暗自想道。

　　  “這是從血液化驗機上拿下來的單子。”詹姆森遞過那張圖表。

　　  “我可以看看嗎？”伊萬諾夫走了過來。

　　  “當然。”泰特舉著那張圖表好讓大家都能看見。伊萬諾夫從來沒用過計算機控制的化驗機，看了好幾秒鐘才看出了頭緒。

　　  “情況不好。”

　　  “一點也不好。”泰特表示同意。

　　  “我們得首先對付肺炎，不好辦啊。”詹姆森說。“這年輕人身上哪兒都出了問題。如果肺炎真要是好不了……”他搖了搖頭。

　　  “用凱弗林呢？”泰特問。

　　  “是，”詹姆森從口袋裡取出個小藥水瓶來。“只要他受得了。據我猜測，他落入水以前就已患有輕度肺炎。我聽說在俄國一直有發生抗青黴素菌株的情況。你們那裡常用青黴素，是嗎？”詹姆森低頭看著伊萬諾夫。

　　  “是的。這個凱弗林是什麼？”

　　  “是種高級藥品，一種合成抗菌素，對抗菌株很起作用。”

　　  “現在就用，傑米。”泰特下令。

　　  詹姆森繞過拐角走進病房。他將抗菌素注入一個100cc的靜脈注射瓶內，掛在架上。

　　  “他多年輕啊，”伊萬諾夫說。“一開始就由他負責治療我們那個士兵的？”

　　  “他叫艾伯特?詹姆森．我們叫他傑米，29歲，哈佛大學畢業，班上第三名。畢業後就來我們這裡。他在內科和病毒學方面有教育管理委員會的證書。相當不錯。”泰特忽然感到，同俄國人打交道很不自在。他受的教育和在海軍服役時期學到的都是說這些人是敵人。這沒關係。幾年前，他曾宣過誓，對待病人要一視同仁。他們相信這點嗎？他們是不是認為，因為這個士兵是俄國人，他會讓他死去？“先生們，我希望你們能理解，我們在盡最大努力來治療你們的士兵，不惜任何代價。如果有辦法把他活著送還你們，我們一定設法辦到。但是我現在不能作出任何保證。”

　　  這些蘇聯人明白這點。佩奇金在等待莫斯科的指示，同時，他已查過泰特的情況，發現他雖然是個宗教狂，但卻是個德才兼備的好醫生，是政府部門中的一個佼佼者。

　　  “他說了什麼沒有？”佩奇金隨便問了一聲。

　　  “沒有，我來後一直沒有。傑米說，他們給他暖和過來後，他處於半甦醒狀態時，嘴裡曾咕噥了幾分鐘，當然，我們給錄了下來，請一個會講俄語的軍官聽。好象是關於一個褐色眼睛的女孩什麼的，沒有什麼意思。大概是他的心上人吧——他長得挺漂亮，大概老家有個女朋友。講的很不連貫。象他這種情況的病人，根本不知道外界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能聽聽錄音嗎？”佩奇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