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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這110個人同時決定叛逃到美國來。這個想法可不賴，但是不太可能吧，”總統不無諷刺地說道。

　　  瑞安早已料到會有這個問題。“這有先例，先生。1975年11月8日，蘇聯一艘‘克里瓦克’級‘前哨’號飛彈驅逐艦，企圖從拉脫維亞的里加逃往瑞典的哥得蘭島。艦上的政治委員瓦列里?薩布林帶領了一夥造反士兵把軍官們全部鎖在船艙里，開足馬力衝出碼頭駛向大海。叛逃差一點成功。但是，蘇聯空中和海上力量的配合攻擊，迫使他們在離瑞典領海還不到80海里的地方停止了航行。再有兩個小時他們就可大功告成了。薩布林和其他26名水兵經軍事法庭審判後，全部槍決了。在最近一個時期，我們也收到好幾起蘇聯艦隻，特別是潛艇發生兵變的報告，1980年，蘇聯一艘E級攻擊潛艇在日本海岸外浮出水面，艦長聲稱艇上失火。但是我們和日本的海軍偵察飛機拍下的照片都看不到濃煙或從潛艇上拋出的任何被火燒壞的殘物。然而，艇上人員的傷勢卻充分證實了艇上發生過暴亂的事實。近幾年來，類似這樣的報告我們收到過好幾份，我承認這次事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它並不是絕無先例的。”

　　  福斯特上將把手伸進上裝裡面的口袋裡，掏出一支帶塑料吸嘴的雪茄菸，在點燃的火柴後面，他那兩隻眼睛閃亮著。“我說各位，我差不多相信是這回事了。”

　　  “那好，把你的理由說給我們聽聽，上將，”總統說道。“因為我還不相信。”

　　  “總統先生，指揮兵變的人大多數是軍官，而不是普通士兵。原因很簡單，士兵不會駕駛艦艇；而且，軍官具有各種優越條件和文化程度，知道叛亂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在蘇聯海軍中，這兩個因素尤為突出。那麼，這次為什麼就不會是一群軍官在干呢？”

　　  “艇上的其他人都會跟他們走嗎？”佩爾特問道。“而且明知他們和他們的家庭不會有好下場也置之不顧？”

　　  福斯特一連吸了幾口雪茄，說道：“你下過海沒有，佩爾特博士？沒有吧？那好，現在讓我們打個比方，假設你現在搭乘‘伊莉莎白女王二號’遊船作全球航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見遊船正航行在太平洋上。但是，你知道船的準確位置嗎？你不知道，你知道的都是當官的告訴你的。當然嘍，如果你懂一點天文知識，你也許能估計出你所在的緯度，誤差不超過幾百海里；如果善於觀察而且還懂得一點球面三角學原理，你甚至還能估計出你所在的經度，誤差也不會超過幾百海里。我說的沒錯吧？這些就是你可以在船上看到的。

　　  而這幫人是在潛艇里，什麼也看不見。那麼，如果有幾個軍官，哪怕只是部分軍官，幹了起來，那會怎麼樣呢？艇上正在發生的事情艇上人員怎麼會知道呢？”福斯特搖搖頭。“他們不會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連我們的水兵，雖然受到的訓練比他們要完善得多，也不可能知道。別忘了，他們的水兵幾乎都是應徵入伍的。一登上潛艇，就同外界完全隔絕了。除了極低頻和甚低頻通信，其他無線電通信都不起作用，而且電文全部是加密的，必須通過通信軍官，所以，通信官必定參與此事，導航員也一樣不可少，他們和我們一樣，使用慣性導航系統。我們從夏威夷海岸外打撈出來的那艘G級潛艇上得到的就是這種導航系統。這種導航系統使用的數據資料也是加密的。導航員的助手把儀器上的數字讀出來，由導航員在密碼本上譯出實際的數據。紅軍中陸軍使用的地圖屬於機密文件，這在海軍中也是一樣。士兵看不到海圖，而且又不允許他們打聽艦隻的位置。這種情況在飛彈潛艇上尤其如此，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這些潛艇兵都要干自己的工作。你到了海上就有你的一份工作，你就得完成。在俄國潛艇上每天的工作時間是14至18個小時。這些應徵入伍的年輕人受過的訓練非常簡單，學會一兩項工作就匆匆出海，而且要學會不折不扣地執行命令。蘇聯人的訓練辦法是死記硬背，儘量不讓他們獨立思考。所以，每當艦艇大修時，抄傢伙幹活的反而都是軍官。當兵的既沒有時間也不習慣向軍官打聽他們在幹些什麼。你干你的事，別人也干他的事，各盡其職。這就是海上紀律的真正含義。”福斯特在煙缸里撣掉了菸灰。“先生，事情就是這樣，只要把軍官們爭取過來，不一定全都爭取過來，事情就可以成功。爭取十幾個持不同政見的人比召集一支上百人的隊伍要容易得多。”

　　  “會容易一些，但是要真正做到也並不容易，丹。”希爾頓上將提出了異議。“再說，艇上至少總有一名政治委員，再加上幾個情報機關安抽的‘鼴鼠’。莫非你真的認為一個黨的馴服工具也會幹這種事嗎？”

　　  “為什麼不可能？瑞安剛才說了，那艘蘇聯驅逐艦上的兵變就是由政治委員領頭於的。”

　　  “沒錯，可是從那以後，蘇聯重新調配了各艦艇的領導。”希爾頓並不示弱。

　　  “就連克格勃分子還不斷地叛逃到我們這邊來呢，哪個不是響噹噹的共產黨員！”福斯特回敬道。顯然，他傾向於同意俄國潛艇叛逃的分析。

　　  總統聽完了大家的發言，對瑞安說：“瑞安博士。你的分析已經使我信服了，從理論上講那是可能的。現在你說說，中央情報局認為我們應該如何應付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