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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委員死後，這項工作就由艦長承擔。他想，政治學習條例大概不會預料到今天議程上的討論吧。在坐的所有軍官都是他的同謀；他概述了他們的計劃，但他還沒有把一些細小的變化告訴他們。於是他講到了他寫的那封信。

　　  “看來，回去是不可能了。”鮑羅丁說。

　　  “我們對這次行動的方針都已取得一致意見，現在就要保證實行。”他們的反應沒有超出他的預料——很有理智，也應該如此。這些人都是單身漢，身後沒有妻子、兒女，都是共產黨員，名聲都不錯，黨費已交到了年底，黨證按規定”緊貼著胸膛”。他們對蘇維埃政府都深懷不滿，有的甚至是滿腔仇恨。

　　  這個行動是在娜塔莉婭去世後不久開始策劃的。妻子的死，使他有生以來一直積壓在心底的怒火爆發出來了，其猛其烈，難以自已。他在一生中培養起來的自制能力使他能夠掩飾內心的憤懣；而在一生中得到的海軍訓練又使他能夠選擇一種最有效的行動方式。

　　  拉米烏斯在步入學校大門之前，就從別的孩子嘴裡聽說了許多關於他父親亞歷山大1940年在立陶宛以及1944年當蘇聯從德國人手下“解放”出來之後所作所為的故事。這些故事在孩子們的父輩中廣泛流傳。馬科曾經把一個小女孩對他說過的活告訴了亞歷山大，接著她的父親便失蹤了，這使他幼小的心靈里充滿了難以言狀的恐懼。這個無心的錯誤使馬科從此打上了告密者的標記。這個罪惡的名聲使他的心靈受到震驚，儘管國家教育他們告密不是犯罪，但是從此之後他一直受到良心的譴責，再沒有告過密。  

　　  在拉米烏斯性格形成時期，他父親一直在維爾紐斯任立陶宛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失去母親的拉米烏斯由祖母撫養，這種情形在這個經歷了四年殘酷戰爭蹂躪的國家裡非常普遍。她唯一的兒子年輕時便離家參加了列寧的赤衛軍。1940年以前，她一直獨自一人謹守舊俗，每天堅持參加彌撒，始終牢記著繼承祖先傳下來的宗教教育。在拉米烏斯的記憶里，她是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上床後總要給他講一些美妙的宗教故事。當時，宗教活動一直沒有真正杜絕，但是要帶上馬科參加這類活動卻要冒很大的風險。儘管如此，孩子的父親把他留給她後不久，她還是千方百計讓他接受了羅馬天主教的洗禮。她一直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馬科，因為那樣做很可能招來危險。在波羅的海國家裡，羅馬大主教一直受到殘酷鎮壓。馬科成人以後才懂得這是一種信仰。

　　  希爾達祖母晚上給他講的故事都來自《聖經》，每個故事都是一堂是非與善惡報應的教育課。小孩子嘛，對這些故事只是感到好玩而已，但是他從不告訴父親，他知道他會反對的。後來老拉米烏斯又重新開始管束自己孩子的生活，馬科受過的宗教教育才漸漸被遺忘了，雖然沒有忘得一乾二淨，但也記憶依稀了。

　　  在兒童時代，拉米烏斯還沒有意識到蘇維埃共產主義漠視人的基本需要，而只是有一些感覺。到了少年時期，這種疑慮心理慢慢地形成了一種明確的看法。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固然是高尚的目標，但是拋棄了正義和倫理的客觀標準。而他認為，對文明社會來說，這些東西正是宗教最重要的遺產。馬科自從成人以來，就有自己的是非曲直觀念，這些觀念不同於國家的是非觀念。他憑著自己的觀念來衡量自己和他人的行為；他把這些觀念謹慎地掩藏了起來。這是他靈魂的大錨，象船的大錨一樣，深深地藏在水底看不到的地方。

　　  甚至當這位少年同自己剛剛蔭發的對國家的懷疑進行著激烈思想鬥爭的時候，也沒有人懷疑過他。他同所有的蘇聯孩子一樣，加入過“少年先鋒隊”。他曾經穿著鋥亮的靴子，戴著鮮紅的領巾，參加過在軍人烈士陵園舉行的遊行，還曾端著報廢的PPSH衝鋒鎗緊貼胸前，神情嚴肅地站在長明燈前為無名軍人遺體守靈。象這樣嚴肅的活動他參加過不少，少年時代的馬科曾深信，躺在這些陵墓里的英勇戰士，同他在當地電影院裡看到的無數戰爭影片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一樣，也是以無私無畏的氣概走向死亡的。他們為保護後方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同萬惡的德寇進行了殊死的戰鬥。他為自己是一位黨的高級官員的兒子而感到特別自豪，頗似早年俄國貴族公子的心理。他在五歲以前，就曾千百次地聽人說過：黨是人民的靈魂；黨、人民和國家的聯合是蘇維埃聯盟神聖的三位一體，雖然其中的一個比另外兩個要重要。他的父親很象電影中黨的工作人員的形象。在馬科的眼裡，父親是一個嚴厲而公正、粗暴而善良的人，經常不在家，但總是千方百計地給兒子帶回各種各樣的禮物，保證他獲得一個黨的書記的兒子有權得到的一切好處。

　　  儘管他表面上是一個典型的蘇聯孩子但是在內心深處，他卻不明白，為什麼他從父親那兒和從學校里學到的東西總是同他少年時代學到的東西相牴觸。為什麼有些家長不讓自己的孩子同他一起玩？為什麼每當他從同學身邊走過時，他們就會低聲地、兇狠挖苦地稱他是“告密者”？父親和黨都教導他提供情況是愛國主義行為，但是他僅僅幹過一次就變成了人人迴避的對象？童年夥伴們對他的奚落使他感到不滿，但是在父親面前他從不抱怨，知道這樣做是要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