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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匈奴在突厥－蒙古種各民族中的語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鳥庫吉傾向於把他們歸入蒙古種人。相反，伯希和從漢文譯本所提供的反覆核對的幾次巧合中，認為全面來看，這些匈奴人應該屬於突厥種，特別是他們的政治領導人。
第一篇 第一章（7）
更新時間:2005-7-23 1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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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匈奴藝術
據考古學的研究，蒙古和鄂爾多斯地區的匈奴藝術似乎與斯基泰藝術一樣的悠久。1933年，瑞典考古學家T．J．阿恩認為，灤平和宣化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3世紀初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4世紀後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末治認為，鄂爾多斯藝術對名為“戰國時期藝術”的中國風格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戰國藝術至少是從公元前第5世紀開始繁榮的。梅原末治認為，鄂爾多斯的第一批青銅器始於這一時期。最近，瑞典漢學家卡爾格林把戰國藝術風格更往前推到公元前650年，由此證明鄂爾多斯藝術形式的草原藝術當時也已經存在了，後來，它給被稱為“中周時期”的中國裝飾藝術風格帶來了變化。考古學家們一致同意：鄂爾多斯藝術的影響是引起古代中國青銅器從“中周式”向“戰國式”變化的因素之一，這一因素是同社會內部演變的規律相合的，並且明顯地如這些規律那樣是在同一方面起作用的。
匈奴古物的主要遺址分布在從貝加爾湖到河北、山西和陝西的邊境地區內。現列舉如下：（1）在北方，外貝加爾省的赤塔墓地，據麥哈特確定，屬於公元前第3至第2世紀，同時在蒙古高原恰克圖北，特羅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發現了西伯利亞飾片和中國漢代錢幣，是公元前118年以後發行的。（2）在外蒙古，庫侖附近的諾恩烏拉，科茲洛夫使團在此發現了一位匈奴王子的墳墓，墓中有表現草原藝術的青銅器和以同樣風格（格立芬正與一隻麋搏鬥，以貓為圖騰的氏族中的一個成員正在捕捉一頭氂牛）裝飾的、華麗的毛織品，每一主題都是以最好的薩爾馬特－阿爾泰的風格進行處理的，還有一塊希臘織布上描繪著一個上唇留著鬍鬚的男人，其鬍鬚長度是人體長度的四分之三，無疑是辛梅里安時期博斯普魯斯的某位藝術家的作品。以上所有古物的年代根據其中公元2年製成的一件中國漆器得以確定。離該匈奴王子墓不遠，即鄂爾渾河岸上的杜爾伯斤和伊勒克－埃里克發現的壁畫可能屬於同一個墓葬群，但它們的年代未能確定，儘管畫中鹿的優美姿態似乎又反映出薩爾馬特－阿爾泰的影響。（3）在鄂爾多斯，即今綏遠、察哈爾和熱河三省的殘餘地區，在許多遺址上都發現了鄂爾多斯青銅器，特別是在熱河附近的灤平，多倫西部和張家口北部的哈屯森和賀壠·歐沙，在張家口以南、通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綏遠附近的歸化城，在陝北和鄂爾多斯邊境上的榆林。我們注意到，在宣化所發現的一些古物的年代可以根據其中的一枚中國“刀幣”確定，刀幣上刻有“□”的字樣，是戰國時期於公元前480－250年間在中國通用的一種錢幣。
總的說來，儘管相當大比例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即是說內蒙古的匈奴人的青銅器，是與中國的戰國時期（公元前5－3世紀）同時代的，然而，在整個漢朝時期（從公元前第2世紀初到公元後第3世紀初），同一藝術繼續在內、外蒙古繁榮，這一點已經由下列發現所證實：諾恩烏拉註明年代的部分古物；在鄂爾多斯存在著刻有多頭獸圖案的大量的青銅飾片，這些飾片可以較準確地斷定是屬於這一時期；最後是在收藏品中（即塞努斯奇博物館的收藏，考弗爾德收藏品和盧收藏品），有漢朝藝術家們明顯地仿照鄂爾多斯原物複製的、具有匈奴題材的中國青銅鉤。在下一個時期，即在中國被稱為“六朝”（公元4－5世紀）時期，在某些不斷增加的大量動物題材裝飾的青銅鉤上，鄂爾多斯藝術的影響並未減少，動物形體都是彎曲、互相纏繞在一起的。在同一時期內，同樣的草原藝術可以在大入侵時的歐洲的扣子、飾片和馬的座架上辨別出來。此外，阿恩提到了直到9世紀仍保留著原草原動物藝術風格特徵的西西伯利亞青銅器。同樣的藝術也許一直在成吉思汗時期的汪古部（Ongut）中繼續著，在聶思脫里安教所用的小青銅器，即十字架、鴿子、聖靈等物上仍保持著這種藝術，在鄂爾多斯及其毗鄰地區的泥土中出土了大量這種青銅器。此外，純鄂爾多斯式飾片在西夏國中期（公元11－12世紀）還在製造，除非引起沙爾莫尼注意的西夏文字是當時重新刻上去的，或者，除非這些飾片是不作通用的西夏的仿製品。
第一篇 第一章（8）
更新時間:2005-7-23 1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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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匈奴的首次出擊和月氏的遷徙
大約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頓第一次給甘肅西部的月氏人帶來了災難，他聲稱已經征服了月氏。冒頓之子，繼承者老上單于（約公元前174－161年在位）後來結束了月氏的威脅，用月氏王的頭蓋骨做了飲器，把月氏人驅逐出甘肅，迫使他們向西遷徙，由此產生了發端於亞洲高原的有史記載的第一次各民族大遷徙。
月氏一名（至少是以這種形式）僅以它的漢文譯音而流傳下來。然而，許多東方學專家長期傾向於把月氏人與吐火羅人（他們於公元前2世紀從突厥斯坦遷往巴克特里亞，希臘歷史學家們從這次遷徙中了解了他們）以及與希臘歷史學家們稱呼的印度－塞人等同起來。按此分類，吐火羅人與印度－塞人是一個民族在兩個時期內採用的兩種稱呼，人們認為這個民族與斯基泰人有姻親關係，或者說它屬於印歐種人，這一確認主要基於以下事實，即：在今甘肅西部的中國境內——按中國史家們的記載，該地區在公元前第2世紀初期已經是月氏人的地盤——地理學家托勒密最遲在公元後2世紀提到了一支塔溝里人（Thagouri）、一座塔溝里峰和一個塔溝拉城鎮。此外，斯特拉波提到在從希臘人手中奪取巴克特里亞的諸族中有吐火羅人（Tokharoi），正好是這時候，中國史家們表明月氏人到達了其遷徙終點大夏，也就是巴克特里亞的邊境。兩種發展進程如此一致，似乎形成了強有力的論據，支持那些把中國編年史上的月氏人看成是希臘史家筆下的“吐火羅”、梵文抄本中的“Tukhara”和以後羅馬時期的“印度－塞人”的歷史學家們。此外，遲至公元第5和第8世紀，塔里木北緣綠洲上的居民仍說印歐語，塔里木北緣如果不是月氏人早些時候的地盤的話（因為這些月氏人被證明是甘肅的土著居民），那麼，當時其中部分地盤至少是屬於在吐魯番、焉耆和庫車的、與月氏人或多或少有些親屬關係的部落。直到最近，語言學者們還稱這些印歐語為吐火羅語，儘管今天他們滿足於將這些語言標明為庫車語、焉耆語等等。然而，在歷史黎明的時期，印歐語部落向遠東前進了很大一段路是有可能的。這一假設使人們易於接受，因為西西伯利亞、也許甚至是米努辛斯克地區，似乎在公元紀年以前，已經有與斯基泰－薩爾馬特人有親屬關係的各族居住，以及費爾干納和喀什噶爾－帶的天山南北兩麓在阿赫門尼德時期就有說東伊朗語的塞人居住。因此，今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區就該是布滿了印歐種人，喀什噶爾附近的那些印歐種人屬東伊朗人，在酒泉的、庫車的印歐種人屬吐火羅人。月氏人相當於後一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