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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也與亞洲一樣。在俄羅斯草原（它是亞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上，也經歷了類似的連續性：在阿提拉的匈人之後，接踵而來的是保加爾人、阿瓦爾人、匈牙利人（他們屬芬蘭－烏戈爾種人，具有匈奴貴族的強硬）、哈扎爾人、佩切涅格人、庫蠻人和成吉思汗的後裔。同樣地，在伊斯蘭境內，在伊朗和安納托利亞的突厥征服者中，伊斯蘭化和伊朗化的過程與上述征服“天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征服者的中國化過程—一對應，在這裡可汗成了蘇丹和國王，正像在東方他成了天子一樣；像在中國一樣，他很快就讓位給另一些來自草原的、更加粗野的可汗們。在伊朗也可以看到征服、繼承和毀滅這一類似的過程，伽色尼突厥人之後，緊接著是塞爾柱克和花刺子模的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帖木兒王朝的突厥人和昔班尼王朝的蒙古人，更不用說奧斯曼土耳其人，他們以箭一般的速度來到了穆斯林地區的外緣，取代了在小亞細亞的、垂死的塞爾柱克人的殘餘，由此迅速地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征服拜占庭。

　　  因此，比約丹勒斯描述的斯堪地那維亞更高一級，大陸亞洲可以被看成各民族的策源地和亞洲的日爾曼尼亞，在民族大遷徙中註定要把蘇丹和天子呈獻給古文明帝國。草原遊牧部落的這些定期性襲擊成為歷史上的一種地理規律，草原遊牧部落的可汗們登上了長安、洛陽、開封或北京的王位，登上了撒馬爾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王位，登上了科尼亞或君士坦丁堡的王位。但是，還存在著相反的另一種規律，它通過古代文明地區使遊牧入侵者發生緩慢的同化過程。這種現象與所期望的一致，具有雙重性。首先存在著人口統計學方面的因素。這些野蠻的牧馬人作為相當分散的貴族被淹沒在這些密集的居民中，即遠古的人口稠密地區。其次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國和波斯文明，儘管被征服，但反過來征服了野蠻的和末開化的勝利者，令他們陶醉，使他們麻痹沉睡，最後消滅了他們。在征服之後常常只需要50年，生活繼續著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中國化和伊朗化的蠻族首先起來保衛文明，反對來自蠻族之地的新攻擊。  

　　  公元5世紀，洛陽的拓跋族君主把自己看成是中國耕地和文化的衛士，反對所有的蒙古人：鮮卑人或者是希望重建業績的柔然人。12世紀，正是塞爾柱克人桑伽“密切注視著”阿姆河和錫爾河，反對來自鹹海或伊犁地區所有的烏古思人或喀喇契丹人。克洛維和查理曼的故事再現於亞洲歷史的每一頁。正像羅馬文明在奮力抵抗撒克遜和諾曼日耳曼主義時，在被它同化的法蘭克人中發現了後備力量一樣，中國文明在5世紀的這些拓跋人中發現了它最好的支持者；而阿拉伯－伊朗的伊斯蘭國家也知道上文提到的勇敢的桑伽是最忠實的擁護者。這些中國化和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作出了更好的榜樣，他們完成了古代王中之王或者是天子們的事業。庫思老或哈里發未能取得的勝利，即獲得巴昔留斯王位和正式地進入呈索菲亞，被他們的意外繼承者、15世紀的奧斯曼國王，在穆斯林世界的歡呼聲中完成了。同樣，漢唐兩代希望建立“泛亞洲統治”的夢想，是由13世紀和14世紀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鐵穆耳·完澤篤為了古老中國的利益，通過使北京成為俄羅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亞細亞、高麗、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實現了。因此突厥－蒙古人在為他們效力中只是揮舞他的劍就征服了這些古文明地區。擔負起統治之後，他像古代詩人筆下的羅馬人一樣統治著這些具有古文明的各族人，與他們的傳統和他們長期的抱負保持一致。從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這些統治者在他們的中國政府里，執行了中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綱領；在伊朗－波斯世界，實現了薩珊朝和阿拔斯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色圓屋頂的進軍。  

　　  實施過統治的民族、取得過帝位的民族是很少的。像羅馬人一樣，突厥－蒙古人是其中的成員

　　  第一篇 第一章（1）

　　  更新時間:2005-7-23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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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編13世紀前的亞洲高原

　　  第一章草原的早期歷史：斯基泰人與匈奴

　　  1．上古時期的草原文明

　　  現在已知最早的歐亞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舊石器時代，奧瑞納文化沿著這條路經西伯利亞——在安加拉河上游、離伊爾庫次克不遠的馬利塔地區曾經發現了一尊屬奧瑞納時期的維納斯雕像——進入中國北方，泰亞爾·夏爾丹注意到，在華北甘肅寧夏附近的水洞溝黃土坡和陝北榆林地區西南的薩拉烏蘇河都有奧瑞納式文化遺址。同樣，馬格德林文化似乎在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在中國東北（多倫諾爾、滿洲里和海拉爾），以及在河北省都有它的代表物。河北省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山頂洞內發現了人骨架和人體裝飾品，還發現了骨針、鑽有小孔的動物犬狀形牙齒、骨制的垂飾物、帶孔的貝殼、珠母碎片和赤礦石的堆積遺址。

　　  在新石器時代，或更確切地說，是將近新石器時代末期，西伯利亞草原之路還成為一種梳形陶器向亞洲傳播的途徑。這是一種飾有平行直線紋的陶器，它於公元前第3千紀上半葉在俄羅斯中部地區發展起來，並由此傳入西伯利亞的部分地區，逐漸對甘肅齊家坪的中國原始陶器產生了影響。在隨後而來的一個時期，即公元前第2千紀初期，一種飾有螺旋紋的優質陶器——其風格最初形成於基輔附近的特里波利耶，在布科維納的斯奇彭尼茲、比薩拉比亞的彼特里尼和摩爾達維亞的庫庫特尼——可能同樣是經過西伯利亞、從烏克蘭傳入中國，大約公元前1700年在中國河南省仰韶村重新蓬勃發展起來，以後又在甘肅的半山地區發揚光大。最後，按塔爾格倫推算，西西伯利亞的青銅時代約開始於公元前1500年左右，並與同時期多瑙河地區的偉大的青銅文化（奧涅提茲文化）有聯繫；而在西伯利亞中部的米努辛斯克，青銅時代是在300年之後（約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開始的。西西伯利亞的青銅斧和長矛頭在中國被仿造出來，以致使馬克思·勞爾推測，中國大約在此時期（大約公元前1400年）模仿了西伯利亞的青銅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