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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蒙古語的發展和變遷，本身就是一部中華民族自身融合發展的活證明，從中我們可以依稀追溯到古代民族文化的碰撞與交融的脈絡。

　　  當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期，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諸部落，建立大蒙古國之後，大漠南北各個民族被通稱為蒙古族。因此，這些民族的語言也隨之被融會於蒙古語之中。由此，我們對蒙古語的定義當為附著型阿爾泰語系，是相當準確的定義（參閱《蒙古民族通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第六章，第445頁）。

　　  （2）文字

　　  在蒙古族的各個歷史進程之中，先後使用了包括回鶻文、回鶻式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索永布文、瓦金德拉文、托忒文、基利爾蒙古文等等文字，也曾使用過漢文、阿拉伯文、滿文、藏文和“阿里嘎里”音標。其中，以回鶻式蒙古文使用時間最長、範圍最廣泛、影響最大而被蒙古族沿用至今。又被稱為蒙古文、老蒙文和胡都木文。

　　  關於這種文字的出現年代，一般有“千年說”、“千年以上說”和“1204年說”三種。根據《元史》、《蒙古秘史》和十三世紀歐洲四大紀行（《馬可.波羅遊記》、《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和《鄂多力克東行紀》）的記載而言，“1204年說”有力。根據《元史.塔塔統阿傳》載，成吉思汗於紀元1204年西征乃蠻（Naïman）部之時，他做為該部的“掌璽大臣”在戰敗後遭擒獲，同時，《元史》和《秘史》也說，他是“畏兀兒人”。畏兀兒，即回鶻之蒙古別稱。《元史》上介紹他是一位“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的學問家。當時，成吉思汗對於印璽這種神秘寶物有著相當的好奇心，因此詢問其功用。塔塔統阿解釋道：“我主在頒布命令之時，或徵收錢糧，或任免官吏，必蓋此璽於詔書之上，以此做為真實的憑證，受到眾人的公認。惟有此印璽，方顯所頒詔書並非假造”（參閱《秘史》、《源流》、《拉施特書》）。《元史》原文亦有類似之文字如下：（帝）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為信驗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此後，成吉思汗通過塔塔統阿的解答，對文字的作用有了進一步理解，於是命他“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元史.塔塔統阿傳》）。這個“國言”當指蒙語，於是這種以回鶻文字來書寫古代蒙語的文字就成為了當時的大蒙古國的官方文字。  

　　  “千年說”則將這種文字的發明前推於十一世紀下半葉合不勒汗執政之時，合不勒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做為繼承海都汗所建立的蒙古部落聯盟的可汗，在他的時代，蒙古一度強盛一時，甚至南下襲擾過金國的邊境。一些學者認為，這一時期內已經存在了一個蒙古族政權。按照通常的規律，當一個新政權建立後，其主體民族必然將重新創立文字或改進其舊文字，因而可能借用了回鶻文字來記錄蒙語。

　　  也有人提出，這種文字是蒙古族的鄰居，突厥種的，信奉聶斯托利安（Nestorius）基督教派的克烈亦惕人（Keraït或Kéräyit）所創立的，他們很久以前已經開始使用回鶻文字來記錄蒙古語。前面提到過，突厥語中有許多蒙古語元素，因此雙方的轉化是相當圓熟的。當成吉思汗於紀元1203年秋征服該民族之後，就很容易地採取“拿來主義”的手法將其運用於國政治理之中。

　　  最後談談“千年以上說”，這一說法認為，乃蠻本身就是蒙古部落，而非突厥種裔，因此乃蠻所使用的當然是古代蒙古語，而以回鶻文字做為記錄之用。

　　  在這三種說法之中，第一種有文獻佐證，而後兩種則尚停留於推測與探研的層次，距離具體可靠的論據尚有待進一步研究與考證之中。  

　　  關於回鶻文字的特點，一般來說是一種拼音文字。書寫之時，元音字母與輔音字母的結合相當緊湊，筆畫連貫，一氣呵成。其最小書寫單位為詞，書寫方式為從上到下的豎向列序，行序則是從左至右。基本與現代蒙文類似。

　　  從蒙古語言文字的變化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民族雖然限於地理環境而於第一個千年內發展緩慢，但是當成吉思汗時代走向強大後，並不拒絕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並融會貫通，以為己用，保持並提升了自己的文明程度。故而，言其野蠻是一種教師爺式的不負責任的說法，對正確認識民族史和民族文化毫無裨益，宜批駁之、杜絕之。

　　  二（2）

　　  更新時間:2005-7-23 1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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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畏兀兒文體與巴思巴文體之文獻

　　  在成吉思汗命令創立畏兀兒文體的65年之後（即紀元1269年），他的孫子元世祖忽必烈命令來自西藏高僧巴思巴創造了一種新文字，也就是傳名後世的巴思巴蒙古文，或稱蒙古新字。不久，又下旨嚴令稱“國字”、“譯寫一切文字”。自此，畏兀兒文字不再是元朝的官方文字。但是，這種文字卻並未失去其自身的活力，繼續在元朝民間和四大汗國內流傳使用著。從道布編纂的《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彙編》（民族出版社，1983）之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許多現存的該文字文獻。現列舉若干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