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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西夏人在成為大蒙古國和元朝的百姓之後，其下落究竟如何呢？在《拉施特書.部落.唐兀惕》之中有"出自唐兀惕部落的異密很多"一句，後面還有具體人物事跡簡述：例如在蒙古的兀察罕、不劣都曾經擔任過千戶那顏（這個職務在大蒙古國時代是高官）的職務，"是成吉思汗從唐兀惕帶來的"。拉施特還說到，在波斯也有西夏人出任伊爾汗國的官職，就是阿術素古爾赤父子。
可見，也有許多西夏人散落在四大汗國之中，只是沒有詳細的統計。我們只能在《元史氏族表》以及《新元史》、《蒙兀兒史》等書之中的氏族表內去尋求中國境內西夏人的蹤跡。根據修史的原則，惟有大族才會被專門列出氏族表，由此可見，西夏人不但沒有被屠殺，還在元代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族系。當代史學家湯開建先生根據以上諸史書之中的氏族表，經過考證增減，著有《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肅民族研究》，1986，第一期），內中收錄元代知名西夏人物多達700餘人，這其中還不包括著名的女性，如元文宗的生母"文獻召聖皇后唐兀氏"，南台侍御使篤魯迷失之妻"李氏"。這些元代西夏著名人物，其身份有皇妃、官員（多有官至行中書省事，相當於如今的省長一級）、著名學者僧侶等等。可見，西夏人在元代的地位是相當高的，根據《元史》記載，與色目人受到同等待遇。至於那些未曾在歷史上留名的平民又何止數倍？而且，既然與元朝宮廷內甚至可以納西夏人為妃子，那麼民間通婚的數量就更為可觀了。
那麼，西夏人究竟是怎樣消亡的呢？其答案應該是民族融合。正如紀元4世紀至6世紀之間的鮮卑等族的消失，做為少數民族，他們最終通過遷移分散、通婚、被皇帝賞賜蒙古籍以及明朝建立後對境內少數民族所採取的改土歸流政策所吸納入漢族之中。至今，在安徽合肥、河南濮陽還留有西夏遺民（見史金波、吳峰雲《西夏後裔在安徽》，安徽大學學報，1983，第一期）和西夏後代（任崇岳、穆朝慶《略探河南省的西夏遺民》，寧夏社會科學，1986，第二期）就是很典型的力證。
綜合以上之論，足見屠滅西夏之說純屬子虛烏有之言，不足採信。西夏民族及其文化的消亡，完全是民族融合與文化自然淘汰的結果，屬於自然消亡，而非機械消亡，從而在另一個側面反應了歷史民族變遷的規律。
二（1）
更新時間:2005-7-23 1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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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二 蒙元文化之辯誣
這又將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也是詬病蒙古者所慣用的手段。無論有意與無意，將蒙古文化排除於中華文明圈之外，都是相當錯誤的。他們的故鄉額爾古納地區位於大興安嶺山麓的深處，同時也是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因此，我們無法否認，這個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是做為鮮卑的遺種，還是做為室韋族的一支，蒙古族都毫無疑問地早在唐朝就具備了中國公民的資格。當南北朝時代的民族大融合階段，鮮卑的血脈已經融入了中華民族之中，那麼又何必因為一些這樣或那樣的誤解與偏見而拒絕親戚的加入呢？
其實，任何一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只是因為其所處的歷史、地理的環境不同，發展自然不會平衡。例如蒙古族，他們世代居住的蒙古高原從地理角度而言，只不過是西伯利亞荒原的南部突出部分而已，是舉世公認的地球上最不適合人居的區域之一。可是，命運卻偏偏將他們安置在那樣的地方，苛烈的自然環境嚴重限制了他們的發展，造成了他們長久以來的貧窮與落後。如果強行將漢族文明與之對比，那麼是否要公平的剔除自然環境的因素呢？如果膚淺的去嘲笑蒙古族，那麼這是否如同一個托生在富貴家的紈絝子弟對著貧家出身的同村人誇耀自己的豪富呢？如果將雙方倒置過來，那麼誰又敢保證漢族能在那片冰火交織荒野上做得比蒙古族更好呢？我想，做為文明積澱十分深厚的漢族應該有既不必妄自菲薄，亦毋需盲目自傲的淺薄心態吧？
就蒙古族而言，他們本身能夠頑強的生存下來，並創造了自身獨特的文化和藝術，已經足以謂之奇蹟並為之驚嘆了。下面，將根據歷史年代的差異分兩部分介紹蒙古文化的特徵與成績。另外設一專節來談那部千古奇書《蒙古秘史》。
一、大蒙古國時代
1.語言與文字
（1）語言
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成果，蒙古語因時間段而分為三個階段：古代蒙古語（十三世紀之前）、中世紀蒙古語（十三至十七世紀末）和近代蒙古語（十七世紀末至今）。本文將就前兩個階段進行淺析。
蒙古語言之形成，蓋因其地近突厥（Turk）、回鶻（畏兀兒突厥人，Turc Ouigour）、契丹（Khitaï或Khitan）、女真（Djurtchät）等控制過蒙古草原的各個政權而頗受其語言之影響。這一點可以從蒙古語之中多有突厥語彙和突厥文字可以表述蒙古語言等現象足以證明。對這一現象最為有力的證明就是以《鄂爾渾碑文》、《柴達木碑文》等為代表的一批現今出土的突厥文碑銘（參閱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1—222頁）。同時，蒙古語之中也依稀可以找到漢語的痕跡。例如成吉思汗任命大將木華黎為太師、國王。這本身就是藉助於漢語的典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