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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學研究之四
更新時間:2005-7-23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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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箱樂”的形成、流傳和音樂特性
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後，在很多方面與蒙古的固有文化相互影響，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現象。中央民族大學藝術學院的包·達爾汗先生在2002年第2期《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蒙古地區藏傳佛教器樂“經箱樂”初釋》的文章，對流傳於蒙古地區的經箱樂作了初步的探討。經箱樂是在民間為喪事而舉辦的由喇嘛演奏的音樂。經箱樂形成於清朝末年，它的形成與蒙古宗教和漢族宗教音樂的相互影響有很大的關係。經箱樂主要流傳於內蒙古東部地區的蒙古貞旗、科爾沁一帶。經箱樂是由喇嘛樂師班在民間喪事上演奏的器樂曲，使用的樂器有笙、管、笛、嗩吶、鼓、鑔、鈸等，有一套固定的演奏曲牌。經箱樂中的樂器有時因人員、場地或別的因素有或多或少的現象，經箱樂的曲牌目前掌握的材料有7個或8個的說法，從樂曲來看，主要是傳統的蒙古族音樂和漢族音樂，期間還沒有發現相互混雜的現象。經箱樂的音樂特徵是音樂結構以單一曲牌的多次反覆為主，曲牌源於民間，變化不大，基本保留了原型，形態簡易，蒙漢風格並存。
罟罟冠的形制
中央民族大學的副研究員蘇日娜女士在2002年第2期《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罟罟冠形制考》的文章，考證了蒙元時期蒙古貴族婦女的帽冠。罟罟冠的形制隨地區的不同而有差異，罟罟冠是以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材料製成的，早期在北方以樹木、樺樹皮為骨架，繼而以鐵絲製架，進入中原以後則以竹為骨架。罟罟冠的裝飾也隨貧富不同而有差異，富者飾以寶石、珍珠、彩珠、翠花、琥珀、織錦、孔雀羽毛等；貧者則只能以青氈、黑布、粗麻、野雞毛等來裝飾。最早的罟罟冠較高，平均在3尺左右，元朝末年降到2尺左右。罟罟冠的高矮變化直接反映出蒙元社會生活的榮與衰。
蒙古族小說的民族自省意識
文藝理論對文學作品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內蒙古師範大學中文系的黃薇副教授在2002年第1期的《西北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題為《從〈塵埃落定〉的民族自省意識談當代蒙古族小說》，探討了當前蒙古族以至其他民族文學創作中存在的某些理論問題。《塵埃落定》由於深刻批判了民族傳統的缺陷而具有自覺、理智的民族自省意識，當代蒙古族小說則缺乏這種意識和理論。在前17年的蒙古族小說中，階級取代了民族，人物性格只有階級的差異卻沒有民族的相同性，民族性只是作為價值判斷出現在小說中。1984年後的小說開始對民族文化性格中的弱點做出反省，雖然更多還是表現在事物表面，但民族的理性與反省力開始覺醒。
元代廟學
廟學即是各級儒學，廟學之制起源於唐代，是廟與學二位一體的有機結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申萬里博士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元代廟學考辨》的文章，對元代的廟學作了深入的探討。元代對廟學的發展是比較重視的，多次下達儒戶免役和禁止騷擾廟學的詔令。元代廟學的發展表現在廟學制度推廣到更廣闊的區域和範圍。元代廟學的建築結構是比較完善的，典型的廟學是國子學和地方路、州和縣的官學，由於是政府辦學，學田有保障，經費比較充裕，廟學的設施也比較完備。元代廟學有廟（也稱禮殿、大成殿、夫子廟、文廟等）、學宮以及其他輔助設施構成。除官辦的廟學外，元代還有其他形式的廟學，如社學、義塾、軍隊及轉運司廟學等。元代隨著廟學的推廣，廟學合一的教育體製得到完善，元中後期，廟學出現了重祭祀，輕教學的現象。
鄂爾多斯部的形成
鄂爾多斯蒙古生活在內蒙古自治區依克召盟。歷史上他們是因為守護成吉思汗的八白宮而從全蒙古部落中集中到此的，後人將他們稱為鄂爾多斯人。內蒙古師範大學的沙·班澤爾先生在2002年第1期的《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蒙文版）上發表題為《論鄂爾多斯人的形成》，闡述鄂爾多斯人的形成和成吉思汗陵之間的關係。成吉思汗在西征西夏的時候，路過現在的鄂爾多斯地區，看到風景優美，曾讚嘆不已。當成吉思汗逝世後，把他的遺體（有的記載是把成吉思汗的隨身衣物）葬在這裡，形成君主的陵墓，並派人守護，守護成吉思汗陵墓的人就成為日後的鄂爾多斯人。1282年，舉行成吉思汗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元朝皇帝忽必烈親自前往鄂爾多斯地區的成吉思汗八白宮參加祭奠活動，並規定今後每年四季定期舉行成吉思汗祭奠活動。成吉思汗陵修建之後，就應有人守護，他們就是最初的鄂爾多斯人，後來隨著成吉思汗祭奠的定期化和規模的擴大，守護和組織祭奠的人從蒙古各部相繼而來，成為鄂爾多斯人的前身。
科爾沁文化
內蒙古民族大學的呼日勒沙先生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社會科學》（蒙古文）上發表題為《內蒙古民族大學科爾沁文化研究概況》的文章，介紹科爾沁文化的發生、發展和壯大的過程。科爾沁文化是蒙古傳統文化的一部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是內蒙古民族師範大學科爾沁文化研究的初級階段，90年代是發展時期，科爾沁文化包括語言、文學、風俗、薩滿教、歷史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