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6頁

　　  關於“民族形式”的認識及其在“17年”蒙古文小說中的實踐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的娜彌雅博士在2002年第3期《內蒙古大學學報（蒙文版）》上發表題為《關於“民族形式”的認識及其在“17年”蒙古文小說中的實踐》的文章，針對近幾十年來對“民族形式”的討論沒有確切定義的現狀，結合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同時期的不同認識，分析“17年”中蒙古文小說的具體實踐，得出蒙古文小說“17年”的“民族形式”實際是階級鬥爭形式的一部分。

　　  神化馬風俗探源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的策·僧格博士在2002年第3期《內蒙古大學學報（蒙文版）》上發表題為《神化馬風俗探源》的文章，探討神化馬的風俗。在不同的蒙古地區，神化馬的時候用不同的詞彙，但其內容和意義是相同的。神化馬風俗可以追溯到早期蒙古人用犧牲祭祀祖先、祭祀天的時期，經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佛祖崇拜等過程，後形成神化馬的風俗。被神化的馬有一定的條件，如馬的品種要純正、發育良好、色澤光亮等，顏色雖沒有特定，但一般以白色為主，馬被神化成神馬有一定的形式和過程。因地區不同，神化馬的形式和過程也有不同之處。  

　　  在不同文明撞擊中發展的蒙古文學

　　  內蒙古大學的教授巴·格日勒圖先生在2002年第2期《文史哲》上發表題為《在不同文明撞擊中發展的蒙古文學》，闡述蒙古文學在不同文明的撞擊中的發展。綜觀蒙古文學的發生發展和內在規律，可以從以下幾點歸納其特點。其一，文化上的兼容性和自立性，導致了文學的繁榮發展和穩定生存。蒙古文化早在民族形成以前，同突厥文化相互融合，並吸納匈奴、鮮卑、柔然等遊牧文化的長處和短處。所謂蒙古族的傳統文化，在形成初期就有了兼容並蓄之特點。這對蒙古民族文學的形成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同時蒙古文化有較強的獨立自主性。蒙古民族地處蒙古高原，人稀地廣，各種外界影響均不平衡，再加經濟、歷史、語言、心理素質之特殊，她的文化有其長期的穩定性。蒙古文學的獨立自主發展，取決於這種內在原因。其二，蒙古民族形成的艱難道路和經濟發展的淤滯延緩，決定了文學反映內容的相對集中和文體表述趨於定型。其三，語言的詩性和思維的直觀模糊，決定了韻文作品的霸主地位和創作模式的固定傾向。自然的嚴酷，文化的原始，經濟的單一，決定了人們思維的直觀性與模糊性。這對韻文作品之產生賦予了思維創造空間。其四，由於經濟文化之特點，蒙古民族民間文學歷史悠久，書面文學後來居上，二者互為滲透，轉化衍生乃成了它另一大特徵。漠南東部的尹湛納希、漠南西部的羅桑丹畢堅贊、漠北的羅桑丹津熱傑三人使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的蒙古文學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使書面文學有了質的飛躍。  

　　  蒙古族洪水神話比較研究以—《天上人間》和《獵人海力布》為中心

　　  在古代蒙古族民間流傳的一些洪水神話，主要是用幻想和虛構的方式講述人類被一次空前的大洪水毀滅之後，天神創造人類先祖，重新繁衍人類或倖免於難的一個人或幾個人成為人類再生祖先的故事。但是在蒙古族洪水神話中能夠保持上述原始形態者甚少，而其原型融人於英雄史詩，民間故事、山水風物傳說者相對多一些。這種神話，現已搜集到的有《天上人間》和《獵人海力布》。中央民族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那木吉拉教授在2002年第3期《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蒙古族洪水神話比較研究以—〈天上人間〉和〈獵人海力布〉為中心》的文章，比較研究了蒙古族洪水神話。蒙古族洪水神話主要用幻想和虛構的方式，敘述古時人類被一次大洪水毀滅之後，如何再生繁衍的故事。而這些神話在流傳過程中融入民同故事或傳說之中，並發生了變化。文章以比較故事學的母題比較等方法，探究《天上人間》和《獵人海力布》等兩則融於蒙古族民間故事或傳說中的神話原型、原意，力圖揭示其原初形態，探討其接受蘇美爾、印度等民族或國家洪水神話影響之後發展變異的軌跡。

　　  蒙古語中熊崇拜的遺蹟

　　  任何一種文化都會在本民族語言中留下一些痕跡，從文化語言學角度探究有關語詞的詞源問題，對該民族歷史文化研究和語言學都具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對衍生祖先崇拜的圖騰文化的研究，可以為相關民族的族源研究提供可靠證據。中央民族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的金剛先生在2002年第1期《滿語研究》上發表了題為《蒙古語中熊崇拜的遺蹟》的文章，通過對蒙古語中社會組織的名稱、姓氏名稱、地名等詞彙的考察分析，揭示其煎崇拜的痕跡，並證明包括蒙古族在內的阿爾泰民族實為熊氏黃帝之裔。蒙古族及包括蒙古族在內的整個阿爾泰民族中曾存在熊崇拜的問題，學界有過一些揭示。其中記錄滿一通古斯語族諸民族崇拜熊之俗的材料最為豐富，國內外個別學者也有關於突厥民族相同習俗的論文。蒙古國學者叄丕勒敦德布、麥德爾、達日蘇榮、阿尤喜等人則不同程度地記述過蒙古族布里亞特、達爾哈特、衛拉特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狩獵生活的部落之崇熊現象。但是絕大多數蒙古部落又怎樣呢?這一點尚未有人論及。事實上，對於遠離“熊”這一動物和狩獵生活的多數蒙古人來說，這種習俗也早已無從所知。但是，這種已經消失的習俗，在他們的語言中卻保留著諸多的痕跡，而正是這些痕跡能夠足以證明古代蒙古社會曾有過普遍崇熊習俗的史實。從圖騰研究來看，人類最初的社會組織名稱、姓氏名稱、人的名稱、官稱及其相關的一些地名，均源於其圖騰名稱。北方民族君主稱號“可汗”(xakan)——詞，就是經黃帝的姓氏和稱號“軒轅”而源於梵文獅子稱謂sanka一詞的。這個問題，作者已經在有關論文中多次論及。並且，基於上述圖騰稱謂的規律，也曾以專文和非專文的形式揭示過“可汗”一詞在歷史上同時曾以北方有關民族的族稱、氏稱、官稱及其活動頻繁的山水之名出現的—些事實。鑑於這些認識和其他一些相關研究，認為距今六千年前的黃帝應為北方民族的直接祖先。（此文是2000年第1期《內蒙古大學學報》蒙文版的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