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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歸部落的今天

　　  朝魯巴根

　　  公元1698年，蒙古民族土爾扈特部不堪沙俄奴役，歷盡萬里艱辛，毅然東歸故土，揭開了愛國史上悲壯的一頁。整整300年後，土爾扈特人的後代又在其生息繁衍的這片土地上，譜寫出民族進步的新篇章。內蒙古西部大戈壁，雄渾遼闊。巍巍祁連山的雪水，從北坡奔瀉下來，匯成了黑河，黑河中下游流入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變成額濟納河，古稱“弱水”。別看額濟納旗有近12萬平方公里的面積，相當於3個台灣省之大，但大部分是超乾旱的茫茫戈壁灘，僅有1.5萬多當地各民族群眾和幾十萬頭牲畜，是全國典型的地廣人稀地區。這裡的生靈賴以生存的最理想地段便是額濟納河流域。沿河兩岸的胡楊林葉茂成蔭，紅柳叢紫里透紅，新開墾的萬畝棉田綠葉襯托著點點棉朵，在陽光 下分外耀眼。

　　  1998年8月28日至30日，旗所在地達來庫布鎮張燈結彩，熱鬧非常。這裡隆重地舉辦了“紀念額濟納土爾扈特部回歸祖國300周年暨第十屆那達慕大會”。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慶典，主題是“愛國、團結、開放、發展”，方式是“文化搭台，經貿唱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布赫為大會發來賀信；國家民委、駐軍各部隊、全國婦聯、內蒙古自治區幾大班子，以及寧夏、甘肅、新疆等友鄰省區分別派代表或來信表示祝賀。身著鮮艷民族服裝的牧民紛紛從四面八方趕來，在大會會場周圍整齊地搭起一頂頂雪白的蒙古包。蒙古包的主人們用自家飄香的奶茶、奶酪和剛剛宰殺的鮮嫩羊肉無償招待遠方來的客人，為大會助興。慶典活動把具有民族特色的賽馬、賽駝、摔跤、大型文體表演同充滿現代氣息的名人演唱晚會、經貿洽談儀式結合起來，使這裡的牧民群眾大飽眼福，僅3天時間就與外地合作單位簽訂了近2000萬元的互助合作及 貿易供貨合同。  

　　  為什麼一個小小的縣級單位，能有這般凝聚力和感召力？原來，這裡積澱著一個古老民族難以忘懷的悲壯史詩。土爾扈特原是蒙古民族的 一個部落。早在300年前（1698年），土爾扈特人因不堪忍受沙俄的殘酷壓迫和欺凌，在首領阿拉布珠爾的帶領下，不遠萬里，歷盡艱辛，終於從遙遠的伏爾加河流域回到祖國懷抱，定居在額濟納河畔，從而成為73年後（1771年）數十萬土爾扈特人舉族萬里東歸的先驅。他們的壯舉給創造了燦爛的居延文化和黑城文化的額濟納又添寫了一頁愛國主義的歷史篇章。根在東方，富在家鄉。回歸30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20年來，勤勞、智慧的土爾扈特人與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建設自己的家園，生產、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今年50歲的牧民根登是土爾扈特部的後裔，他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妻子永青扎布是自治區勞動模範，又是中共十五大代表；女兒烏恩太今年剛從蘭州西北民族學院本科畢業，兒子正在高中一年級讀書。他本人現任賽漢陶來蘇木（鄉）扎恩查干嘎查（村）黨支部書記，同時又是私營企業——賽漢陶來礦業公司經理。他家現有1200隻羊，去年，全家純收入累計達32萬元，其中畜牧業收入占10萬元，賣礦石收入占20萬元，其餘收入來自種植棉花和飼草等。一個古老的遊牧民族，在改革的大潮中，思想觀念正在變革和升華。我們相信，隨著國家發展戰略重點的西移，對基礎建設投資力度的加大，以及列入《中國21世紀議程》的額濟納居延綠洲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工程項目的啟動，明天的額濟納一定會更美好。  

　　  蒙古學研究之八

　　  更新時間:2005-7-23 1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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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蘭山之名新探

　　  對已發表的關於賀蘭山之名的文章概括之，較重要的學術觀點有三：1．部落說，2．族號說，3．“白馬祭”說。賀蘭山之名，最早見於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李吉甫撰寫的《元和郡縣圖志》。該書卷四“靈州·保靜縣”條載：“賀蘭山在縣西九十三里。山有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為賀蘭”。唐保靜縣治所在今永寧縣南的望洪附近，其西93里為賀蘭山與今天的地望相符。山名的由來，因山體東麓的樹木青白相間，望如駁馬，因之，北方的少數民族呼駁馬為賀蘭。近二十年來，一些史學研究者對“駁馬”說提出了質疑，對賀蘭山之名的由來進行不同角度的探索。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存世先生和寧夏銀川市文物管理處李芳先生在2002年第4期《寧夏社會科學》上撰文《賀蘭山之名新探》，探討賀蘭山之地名。青銅時代今賀蘭山一帶有“駁馬”生存。生息於此的氏族或部落以“駁馬”作為自己的圖騰以及氏族或部落的名號，又將自己生息地的山脈名之為“駁馬”山，音譯漢記為“賀蘭山”。賀蘭山岩畫證實賀蘭山有駁馬生存；“駁馬”是“賀賴”部的圖騰。對賀蘭山駁馬岩畫的確定和駁馬為某一氏族或部落圖騰的確定，證明今賀蘭山一帶是匈奴族興起的地區之一，而這一部落之名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活動在歷史文獻中的不同稱謂，又反映出北方遊牧民族社會動盪和頻繁遷徒的歷史史實。

　　  明四夷館“韃靼館”研究

　　  四夷館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為培養翻譯人才而設立的專門機構，同時負責翻譯朝貢國家往來文書，韃靼館是四夷館中負責翻譯蒙古文書，兼培養通蒙漢語翻譯人員的機構。韃靼館蒙古語教學有詳載的制度、教師、生徒、教學內容，並且代譯女真館文書。滿族根據蒙古文創製滿文的原因，與明朝部分女真人使用蒙古文這一事實有關。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烏雲高娃女士和博士生導師劉迎勝教授在2002年第4期《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明四夷館“韃靼館”研究》的文章，對明代四夷館韃靼館設置年代、蒙古語教學、文書翻譯活動、譯語的編撰等問題做了探討。四夷館在永樂五年初設立，分為八館，後增設兩館，計為十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正德六年(1511)增設八百館，萬曆七年(1579)增設暹羅館。韃靼館的教師是一些與火源潔有關係的人；初設時，生徒來自國子監，後從世業子弟中選。教學內容初習雜字，嘉靖二十一年後（1542年），以誥敕、來文、雜字一同學習。韃靼館還負責翻譯明朝與北元、女真部交涉事務中的朝貢及貿易外交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