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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這些民族都是遊牧民族，生息在歐亞大草原上，在歷史上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們的歷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於他們所建立的帝國，草原上大量的事例已經證明這些帝國都是曇花一現。他們的歷史重要性在於他們向東、向西運動時，對中國、波斯、印度和歐洲所產生的壓力，這種壓力不斷地影響著這些地區歷史的發展。草原遊牧民族的早期歷史仍處於模糊不清的狀況，只有當他們與那些有文字歷史的文明接觸時，這種模糊不清的狀態才稍微明朗了一些。然而，即使是在有關他們的資料相當豐富時，語言的複雜性又給翻譯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此，當數量極少的專著和專門性研究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時，囊括多學科的一般性著作，或者是對這些民族的漫長歷史作較大範圍論述的綜合性文章就尤其珍貴了。而在這些屈指可數的專著中，格魯塞的不朽著作《草原帝國》可算首屈一指。

　　  格魯塞的這一精典著作首次出版是在1939年，後來曾多次重印，沒有重大改動。1952年版（當時正值作者逝世前夕）增加了1939年到1951年間針對草原藝術問題所發表的討論稿的附錄。然而，書的主體保持了原樣，這本巨著中最有趣味和最重要的一般性論述乃保留至今。

　　  本書是英文版的首版，是沃爾福德根據1952年法文版譯成。拉特格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特雷恩·斯托亞諾維奇對譯文作了校對，並協助統一了專業術語和音譯名詞。已故小詹姆斯·F．麥克雷完成了本書的編輯印刷工作。有關草原藝術問題討論的附錄，由於過時而未收入，本書引入了適用於今天學術研究的大量注釋。編輯了綜合性的索引和備有19幅地圖。其宗旨始終是使該書的英文版除了適用於專業研究外，也適用於普通讀者，此外，該譯本不僅駕馭了原著的知識，而且還保持了原著開闊的視野和雄渾的氣勢。  

　　  拉特格斯大學沃里斯歷史學教授

　　  彼得·查拉尼斯

　　  序言

　　  更新時間:2005-7-23 10:28:00

　　  字數:3590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他們的名字廣為人知。西方的編年史家和中國的或者波斯的編年史家們對他們的敘述使他們名揚四海。這些偉大的野蠻人闖入了發達的歷史文明地區，幾年之內，他們使羅馬、伊朗或者中國瞬間被夷為廢墟。他們的到來、動機及消失似乎都是極難解釋的，以致使今天的歷史學家們還傾向於古代著作家們的結論，視他們為上帝之鞭，他們是被派來懲罰古代文明的。

　　  然而，同這些人一樣，人們也不是大地之子，更多的倒是他們所處環境的產物。不過，隨著我們逐漸了解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行為方式和動機就變得清楚了。他們敦實而靈活的身軀（由於他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能倖存下來，因此是不可戰勝的）是草原的產物。高原上凜冽的寒風和嚴寒酷熱，勾畫出他們的面貌：瞅起的眼睛，突出的顴骨，捲曲的頭髮，也練就了他們強壯的體格。逐牧草而作季節性遷徙的放牧生活的需要，決定了他們特有的遊牧生活；遊牧經濟的迫切需要決定了他們與定居民族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由膽怯地仿效和嗜血性的襲擊交替出現所形成。  

　　  這三、四位偉大的亞洲遊牧民劃破了歷史之網突然逼近我們，使我們感到十分意外，這僅僅是由於我們自己的無知罷了。對於成為世界征服者驚人形象的這三個人來說，有多少個阿提拉，多少個成吉思汗失敗了呢？失敗，也就是說，他們要做的不僅僅是建立一個領土包括四分之一亞洲，疆域從西伯利亞到黃河、從阿爾泰山到波斯的有限的帝國——然而，人們必須承認，這是已經具有某種重要性的一項成就。我願向你們介紹以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這三位巨人統領的這支偉大的野蠻人——因為他們在歷史上行進了10個世紀，他們的活動從中國邊界抵達歐洲邊境。

　　  我們對野蠻人這一問題應該作出嚴格的定義。古典世界接觸到各種各樣的野蠻人，也就是說，被其鄰居者如此命名的人民。對羅馬人來說，在長時間內，克爾特人是野蠻人，正像日爾曼人對高盧人，以及斯拉夫世界對日爾曼地區一樣。同樣，以後被稱為中國南部的地區，對中國人的起源地黃河流域來說，長期被視為蠻夷之地。但是，由於上述所有地區的地理條件使生活在這些地區內的居民採取了農耕生活的方式，他們擺脫了落後，逐漸與農耕生活融為一體，以致到中世紀後期，幾乎整個歐洲、西亞、伊朗、印度和中國都達到了相同的物質文明階段。

　　  然而有一個重要的地帶沒有經歷這一變化過程，即從中國東北邊境到布達佩斯之間、沿歐亞大陸中部的北方伸展的一個遼闊地帶。這是草原地帶，西伯利亞森林從它的北緣穿過。草原上的地理條件只容許有很少幾塊耕地存在，因此，居民只得採取畜牧的遊牧生活方式，正像幾千年前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其它人類的生活一樣。其中的一些部落（即森林地帶的那些部落）確實還停滯在馬格德林狩獵者的文化階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帶仍處於野蠻狀態——這兒不是說，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比其他地區的人低能，而是說，由於這一地區的自然條件，這兒長期保留了其他地區早已拋棄了的那種生活方式。

　　  當亞洲的其餘地區已步入先進的農業階段時，這些畜牧民族殘存下來，這一事實在歷史劇中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因素。毗鄰各族之間產生了一種時代的移位。公元前第2干紀的人們與公元12世紀的人們共存。遊牧民族從一支到另一支，只要是從外蒙古南下的民族就到北京；或者是從吉爾吉斯草原來的就登上伊斯法罕。突變降臨了，並且充滿著危險。對於中國、伊朗和歐洲的定居民族來說，匈奴人、土庫曼人和蒙古人確實是未開化的，他們被展示出來的武器所嚇住，被玻璃球和封官賜爵所吸引，恭敬地與耕地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遊牧民的態度是容易想像的。這些可憐的突厥－蒙古牧民在乾旱的歲月里越過一個又一個乾涸的水溝，冒險穿過荒蕪的草原，來到耕地邊緣，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區的大門邊，吃驚地凝視著定居文明的奇蹟：成熟的莊稼、堆滿糧食的村莊和豪華的城鎮。這一奇蹟，或者說，它的秘密——維持人類的繁榮所需要的辛勤勞動——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蠱惑，他就會像他的圖騰“狼”一樣，在雪天潛入農莊，窺視著竹籬笆內的獵物。他還懷有闖進籬笆、進行擄掠和帶著戰利品逃跑的古老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