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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蒙古秘史》看古代蒙古人天崇拜
內蒙古財經大學的珠嵐老師在2002年第3期《內蒙古社會科學（蒙文版）》上發表題為《從〈蒙古秘史〉看古代蒙古人天崇拜》的文章，結合《蒙古秘史》和其他史籍的有關記載，分析12-13世紀蒙古薩滿教中的天崇拜意識的產生、發展，同時總結出天崇拜意識在古蒙古人思想意識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對成吉思汗建立和壯大大蒙古帝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關於活佛轉世制度
內蒙古民族高等專科學校的那德木德老師在2002年第2期《蒙古學研究（蒙文）》上發表題為《關於活佛轉世制度》的文章，介紹了藏傳佛教中的活佛轉世，並介紹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影響。在西藏正教合一的結果是活佛轉世的基礎，而在蒙古地區與此不一樣。
杜爾伯特旗的富餘正潔寺
富餘正潔寺，是黑龍江蒙古族杜爾伯特旗的旗寺。蒙古名為“烏勒木吉·特古斯·巴雅斯古朗圖·查干黑德”，俗稱大廟。清朝對蒙古人的統治過程中，宗教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研究伴隨杜爾伯特旗走過二百六十餘年的富餘正潔寺，對研究杜爾伯特蒙古人及黑龍江省的蒙古族有很重要的作用。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的何日莫奇先生根據相關的歷史資料、1984年9月5日召開的杜爾怕特蒙古族自治縣首屆喇嘛代表大會眾喇嘛的回憶、富餘正潔寺群廟圖和富餘正潔寺遺存的經卷寫出《杜爾伯特旗的富餘正潔寺》，並發表在2002年第1期《民族古籍》上。富餘正潔寺始建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文章分富餘正潔寺的建立；富餘正潔寺的廟宇；富餘正潔寺的組織機構；富餘正潔寺的宗教生活；富餘正潔寺的經卷等5個部分。
近十餘年蒙古文文獻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央民族大學的賀希格掏克掏教授在2002年第2期《民族古籍》上發表題為《近十餘年蒙古文文獻研究的重要成果》的文章，介紹了近年來蒙古文文獻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很多國家的有關研究機構和圖書館收藏著大量蒙古文文獻資料，其中一部分文獻已有目錄索引： [匈牙利]Louis Ligeti《蒙古文甘珠爾目錄》，布達佩斯1942。這是依據1720年北京木刻朱紅版編目，通過這個目錄我們能夠清楚的看到蒙古文《甘珠爾》有108卷，1161篇文章。[蒙古]賓·仁欽《蒙古文丹珠爾目錄》，1-3卷，新德里1964，1974，1974。這是依據1749年北京木刻朱紅版編目，全文應225卷，3870餘篇文章和63首頌詞。但本目錄只編到第75卷，2637(3798-1161=2637)篇文章為止。[德]Walther Heissig：德國收藏《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圖目錄》，兩卷，威斯巴登1961。其中收錄853種文獻目錄。[德] Walther Heissig：《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蒙古文書籍，抄本和木刻本目錄》，哥本哈根1971．其中收錄568種文獻目錄。[俄]A·Г·C aэыkИΗ：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收藏《蒙古文抄本和木刻本目錄》，兩卷，1988。其中收錄2388種文獻目錄。[俄]Vladimir L·USPENSKY(編輯)，[日]井上治(編輯協力)，中見立夫(監修)《聖彼得堡大學收藏蒙古文抄刊本解題目錄索引》，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1999。其中收錄965種文獻目錄。《中國蒙古文古舊圖書總目錄》，北京圖書館出版2000。其中收錄1949年之前的文獻目錄共13115條。等等。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世界各國出版的有關蒙古文文獻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照那斯圖《八恩巴字和蒙古語文獻》1研究文集，Ⅱ文獻匯集，(蒙古文、漢文)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1990．169、228頁。這是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李保文《十七世紀蒙古文文書檔案(1600一1650)》(蒙古文)，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6+2+417頁。這部蒙古文文書檔案資料集，為十七世紀蒙古史研究提供了珍貴檔案史料。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4+28+5+813頁。羅布桑丹金《黃金史》(蒙古文)，蒙古國立出版社，烏蘭巴托1990。這是蒙古學界盼望等待五十多年才看到的手抄孤本的影印本，具有極高史料價值。Sh．畢拉《蒙古歷史、文化、歷史編纂學研究》(新蒙古文、俄文和英文)，1974年月31日，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蒙古歷史文化古蹟》(新蒙古文)烏蘭巴托1999。[蒙古]策仁索德那木、[德]M·Tauke《柏林吐魯番文集中的蒙古文文獻》，柏林科學院出版社1993。Elisabetta Chiodo《蒙古科學院收藏的哈剌布罕·巴拉哈孫蒙古文樺皮文獻》(英文)，2000，威斯巴登。1970年蒙蘇歷史文化考察隊從蒙古國哈剌布罕·巴拉哈孫遺址的一個半坍塌的佛塔墓座中發現了屬於17世紀的1400多塊蒙古文和藏文樺樹皮文獻。吉田順一等《<阿勒坦汗傳>譯註》(日文)，東京風間書房1998。井上治《庫圖克台徹辰鴻台吉研究》(日文)，東京風間書房2002。栗林均、確精扎布《<元朝秘史>蒙古語全單語·語尾索引》，2001，日本東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楊海英《鄂爾多斯蒙古俄尼斯氏搜集的寫本》，2002，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地域研究計劃交流中心。
元朝的廷辯
在元朝的政治運作中，有廷辯(也作庭辯等)這樣一種形式或程序。廷辯在元朝一些具體
問題的決策中發揮相當甚或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元朝政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從中國政治史角度看，廷辯也是一種特別的政治運作方式。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王敬松研究員在2002年第3期《民族研究》上發表題為《元朝的廷辯》的文章，認為廷辯是元朝特殊的政治運作方式和決策形式。廷辯的舉行、結果的認定和最後的處理，都由皇帝決定。故謂之廷辯。它採用當事人雙方當面對質、對辯的形式，論爭某一具體事件或人物的是非功罪。廷辯多發生在忽必烈朝。由此追溯至蒙元之際佛道(全真教)三次大辯論，可以認為，廷辯是蒙古民族性在統治理念和方式上的體現。此後，成宗、武宗朝間或有之，後即未見，可知蒙古貴族的統治方法也顯出逐漸漢化的軌跡。廷辯中原民賦問屬，這是元朝舉行的第一次廷辯，發生在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即中統二年(1216)，地點在開平。作者例舉6例元朝的廷辯，得出廷辯的特點是：第一，廷辯是針對具體的人或事而進行的，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政”，儘管有些廷辯內容涉及到國家政策等方面。第二，延辯的核心在於“辯”。也就是說，意見相對立的雙方進行面對面的辯論，而且其中一方往往為當事人。第三，廷辯之“廷”是朝廷之意，但廷辯並非都是在朝堂之上或御前舉行。第四，廷辯的隨意性。首先，什麼樣的事要廷辯，什麼樣的不要廷辯，並無明確界定。第五，廷辯參加者可以是達官貴族，也可以是中下級官員甚至平民。第六，對廷辯結果的裁決也有隨竟性，它完全依皇帝的意志而定。廷辯是蒙古民族性在政治運作中的體現，是蒙古舊制在元朝的延續。元朝的廷辯，除從其總的方面是蒙古貴族統治意識的粗曠、直接、簡單的表現外其需要和精明之一面，即他們利用廷辯以達到某種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