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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先帖木兒、脫脫、賈魯、答失八都魯、段功這幾位都是和早期紅軍作戰的元軍猛將。那時候紅巾軍還屬於烏合之眾。經常十萬幾十萬的紅巾軍敗給元軍。如果不是幾次奇蹟般的戰役，反元軍早就完了。

　　  當這第一代元軍將領逝去之後，第二代的察罕帖木兒、波羅貼木耳之輩元將更加勇悍。以至於北方紅軍全滅。但是這時候出現了一代梟雄朱元璋的鐵軍。第二線紅軍在一線紅軍作戰的時期逐漸成熟起來了，而且更加強大。元朝覆滅，不在於朱重八如何的了不起。而在於一線紅軍至正11年到23年，10餘年的奮戰。

　　  朱元璋和陳友諒火拼的至正24年，正是北方紅巾軍全軍覆沒的一年。劉福通戰死，朱元璋為救小明王率軍北上才遭到漢軍的全力攻打的。這時候照理說元軍勢力強大，坐山觀虎鬥後應該消滅疲勞的吳軍，說什麼也不會讓朱元璋從容吞併漢，然後滅張士誠的東吳。可是沒有一個元兵出現。

　　  為啥？這會元軍忙著呢。

　　  破了劉福通主力紅軍的孛羅貼木耳的山西元軍和察罕貼穆爾的山東元軍打起來了。正在內戰。察罕就是趙敏的父親。孛羅軍沒有南下滅紅軍，反而北上大都挾天子以令諸侯。元太子跑了和王保保合軍反擊孛羅軍。這一戰一直打到至正25年。孛羅死了。總算該南征叛軍了吧？沒有接著打。察罕貼木爾軍，王保保固然是嫡系，但是主力中也包括李思齊等老將。根本不聽王保保的南征將令。然後元軍最後一支主力就開到西北晉陝一帶開練。元順帝居然樂得坐山觀虎鬥。

　　  如果元軍的兩大主力在消滅紅巾軍主力劉福通部後。趁著紅巾軍陳朱兩部火拼，分兵南下。兩軍當時的力量均不足以對抗元軍。張士誠、方國珍等本來就是奉元正朔，牆頭草，幾乎會望風而降。那么元朝將中興。可惜歷史不能假設。朱元璋就在元軍火拼的這三年中統一了南方。

　　  如果列入排名第9，10的人物大概非孛羅和王保保莫屬。

　　  元末戰爭的兩大奇蹟，前期的高郵戰役元軍潰散和末期的元軍內戰，說穿了就是一件事。元庭的政治混亂，爭權奪利。

　　  元代市鎮

　　  更新時間2010-7-19 21:08:16 字數：3947

　　  元代早期的市是交換地點，鎮為軍事戍守地，發展到宋代，市、鎮連稱，已成為工商業活動場所的一般性概念。廣義的市鎮包括首都與路、府、州、縣治所以及市鎮、村集、市墟等若干層次。市鎮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元代的市鎮較之宋、金時代有比較顯著的發展變化。

　　  城鎮人口、數量有較大增長。除首都之外，宋之府（含部分州）與元之路大致為兩代地方最高一級城市，宋代版圖最廣時設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元代有路一百八十五個，其中除去原燕雲十六州、北方地區、西夏、新疆、西藏、雲南等地，元代地方最高一級城市的數量仍超過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發生引人注目的變化。宋代諸州縣城鎮人戶按城鎮戶口編制管理，說明當時工商業發展引起城市管理體制的劃時代變化。元代在城市中仍實行“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製”的廂坊制②（分隅、廂、坊、巷等層次），但管理體制發展變化更為顯著：除四川、嶺北、湖廣、雲南等行省的一些邊遠地區外，路級治所均設錄事司，“掌城中民戶之事”。該司作為一級行政機構與州、縣並統於路。大都則設左、右警巡院，“分領坊民事”，下設四隅，轄五十坊；南城區居民區劃分為六十二坊，後添設南城巡院管轄①（大同路、遼陽縣元初均設警巡院，改置路所後廢罷）。原南宋首都臨安府曾於宋高宗時設九廂，元改路後，分設四隅錄事司，後並為左、右兩處錄事司②。元代一百八十五個路治所在地，絕大部分設置專管城中民戶事宜的機構，無疑是為了適應中心城市民戶增加、事務繁雜的需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城市工商業的發展程度。一批歷史悠久的城市，如北方的涿州、太原、奉元（今陝西安市）、開封，西南地區的成都，長江中游的江陵、九江等地，其工商業在原有基礎上仍有所發展。原南宋首都臨安（杭州）繼續保持“五方之民所聚，貨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輸之所入，實他郡所不及”③的發展勢頭。在北方地區，新興起謙州、稱海、德寧等大批城鎮，並先後建成和林、上都和大都三個政治中心。大都地處金中都東北，至元二十年（1283）竣工，亦稱新城，舊城稱南城。周長五十七里有餘，居民五十多萬④。置十一個城門，南面偏東的文明門外，號稱匯集南方百貨的“舳艫之津’，正南的麗正門外號稱勛貴聚居的“衣冠之海”，南面偏西的順承門外為“南商之藪”，西面偏南的平則門外為“西賈之派”①。城內有各種專門市集三十多處，其中最繁華的三處：一在南面偏西的順承門內，為“人煙湊集”的羊市角頭（簡稱羊角市），有羊、馬、牛、駱駝、驢騾等市；二在今東四牌樓西南，稱樞密院角市；最繁華的斜街市位於全城中心（鍾、鼓樓周圍），有段子、皮帽、鵝鴨、珠子、沙剌（珠寶）、鐵器、米、面等市。鐘樓之北與文明、麗正、順承三門以南尚有等待出賣勞力的“窮漢市”②。各門外和南城，也是集市紛呈。管理大都商業市場的機構是大都宣課提舉司，各市分設提領或大使。元代中期大都商稅為十萬三千餘錠，僅次於江浙、河南二行省，其餘各行省的稅收總數，尚不及大都一市③。大都在遼（南京）、金（中都）的基礎上，發展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及輻射能力空前增大。它憑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暢達四方的水陸通道，不僅溝通南北兩大經濟區，而且，往北連結上都、和林等地，往東北經遼陽與松遼平原連成一片，並進而聯結歐亞，“東至於海，西逾於崑崙，南極交廣，北抵窮髮，舟車所通，寶貨畢來”④，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從大都出八達嶺往北，有東西二道通上都，往西北可至和林。上都路轄一府、六州、十五縣。作為陪都，元政府曾陸續制定政策，扶持它的發展，“四方聞之，商農日集都市”①，“自谷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②。上都地處物資貧乏的高寒地帶，兩都巡幸制又使得它“官曹多合署，賈肆不常居”③，繁榮期主要在四到八、九月之間，但元中期的商稅收入已達到大都的十分之一（一萬二千餘錠）④，工商業興盛的景況，可見一斑。和林這一政治中心的形成，帶動了漠北大片地區的經濟發展，“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牛羊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照”⑤。和林城內形成按行業分工的工商區，東門為糧市，西門為羊市，北門馬市，南門為牛和車輛市⑥，顯示出牧區市鎮的特點。元代市鎮發展還有幾個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在大統一條件下，路、府、州、縣等行政治所廣泛分布、水陸交通的空前拓展以及各地官手工業局院的分布，不同程度地帶動了大批市鎮的興起與發展。其中，尤以南北大運河與海運的全線打通而興盛起來的一批城市更具有久遠影響，如真州（今江蘇儀征市），宋代已取代揚州，成為運河與長江銜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為“南北商旅聚集去處”，辦課總額在一萬錠以上，與杭州及其附近的兩處一起，成全國之最⑦；揚州“為南北之要衝，達官顯人往來無虛日，富商大賈居積貨財之淵藪”①；濟州“高堰北行舟，市雜荊吳客”，“人煙多似簇，聒耳厭喧啾”②；臨清“每屆漕運時期，帆檣為林，百貨山集”，“當其盛時，北至塔灣，南至頭閘，綿亘數十里，市肆櫛比”③；直沽口設有接納運河與海運物資的漕運機構與糧倉，延祐三年（1316）改為海津鎮，“兵民雜居久，一半解吳歌”，“一日糧船到直沽，吳罌越布滿街衢”④。劉家港所在的太倉州（今江蘇太倉市）本為草莽之地，成為海運的主要起運港口後，很快就以“番漢雜處，閩廣混居”的“六國碼頭”⑤而著稱。七處對外貿易港口全部在南方，泉州已取代廣州，成為元代第一大港，“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⑥，伊本·拔圖塔稱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⑦。馬可·波羅說：“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指中國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言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者，則有船舶百餘，所以大汗在此港徵收稅課，為額極巨”⑧。廣州地位退居第二，但仍是一派“萬舶集奇貨”⑨的繁盛景象，不失為是“世界上擁有最優美市場的大城市之一”①。慶元港主要從事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是邦控島夷，走集聚商舸。珠香雜犀象，稅入何其多”②。澉浦港在南宋後期建立的舶場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為“遠涉諸番，近通福、廣”的要衝③。上海於北宋熙寧七年（1074）建鎮，大觀元年（1107）設市舶務（司下面的分支機構），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棉紡織業的飛速發展，至元十四年置市舶司，至元二十七年，“以戶口繁多”，置上海縣，下轄於松江府④。該港主要管理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造船能力雄厚，並擁有大批舶商、梢水。潮州雖未設市舶機構，但“舶通甌吳及諸蕃國，人物輻集”（周伯崎《肅政箴》），也不失為溝通海外的一個門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