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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
台灣六十年代起注重發展工業，已形成以加工外銷為主的海島型工商經濟。工業有紡織、電子、製糖、塑膠、電力等，開闢有高雄、台中、楠梓等加工出口區。北起基隆，南至高雄台灣回歸祖國紀念幣有電氣化鐵路和高速公路，海上和空中航線可達世界五大洲。台灣的旅遊業也相當發達，寶島名勝有日月潭、阿里山、陽明山、北投溫泉、台南赤嵌樓、北港媽祖廟等。廈門與台灣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優越且有良好的深水港灣，自古有“扼台灣之要，為東南門戶”之稱。自宋代以來廈門與台灣同屬一個行政單位，大陸移民始從廈門移往台灣。相似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與生活習性溝通了廈門與台灣人民密切關係與往來，正如《台灣府志》所載：“台郡與廈門如鳥之兩翼，土俗謂廈即台，台即廈”。台灣人民70％的祖籍地源於閩南地區，兩地人民情同手足故鄉情。這種特定的地理與歷史淵源關係使廈門成為與台灣各項交流交往的中轉站和交通要道，更是經貿交往的集中地。
歷史沿革
遠古～16世紀
遠古時代，台灣與大陸相連，後來因地殼運動，相連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峽，出現台灣島。吳王孫權曾派1萬官兵到達台灣台灣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直接或間接移居而來的。1971年和1974年，兩次在台南縣左鎮鄉發現了迄今為止台灣最早的人類化石，被命名為“左鎮人”。考古學家認為，“左鎮人”是在3萬年前從大陸到台灣的，與福建考古發現的“清流人”、“東山人”同屬中國舊石器時代南部地區的晚期智人，有著共同的起源，都繼承了中國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台灣早期住民中，還有少部屬於尼格利陀人種的矮黑人和屬於琉球人種的琅嶠人。上述台灣早期住民是現今台灣少數民族的祖先。台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當時三國吳王孫權派1萬官兵到達“夷洲”（台灣），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對台灣最早的記述。隋唐時期（公元589—618年）稱台灣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師台灣。據史籍記載，610年（隋大業六年）漢族人民開始移居澎湖地區。到宋元時期（公元960—1368年），漢族人民在澎湖地區已有相當數量。漢人開拓澎湖以後，開始向台灣發展，帶去了當時先進的生產技術，公元12世紀中葉，宋朝將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並派兵戌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灣。元、明兩朝政府在澎湖設巡檢司，負責巡邏、查緝罪犯，併兼辦鹽課。明朝後期開拓的規模越來越大。在戰亂和災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當局和鄭芝龍集團曾經有組織地移民台灣。
荷西殖民時期
16世紀，西班牙、荷蘭等西方殖民勢力迅速發展，開始把觸角伸向東方。17世紀初，荷蘭殖民者鄭成功收復台灣乘明末農民起義和東北滿族勢力日益強大，明政府處境艱難之時，侵入台灣。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灣北部和東部的一些地區，後於1642年被荷蘭人趕走，台灣淪為荷蘭的殖民地。荷蘭殖民者實行強制統治，把土地據為已有，強迫人民繳納各種租稅，掠奪台灣的米、糖，把其收購到的中國生絲、糖和瓷器經台灣轉口運往各國，牟取高額利潤。荷蘭殖民者的統治，激起了台灣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農民領袖郭懷一領導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起義。這次武裝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它表明荷蘭的殖民統治已經出現危機。
鄭氏執政時期
1644年，清軍入關，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權。1661年4月，鄭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討大將軍的名義，率2.5萬將士及數百艘戰艦，由金門進軍台灣。鄭成功在進軍台灣時，向荷蘭殖民者表示，台灣“一向屬於中國”，台灣和澎湖這兩個“島嶼的居民都是中國人，他們自古以來zhan有和耕種這一土地”，荷蘭“自應把它歸還原主。”經過激烈戰鬥和圍困，1662年2月，鄭成功迫使荷蘭總督揆一簽字投降。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了中國領土台灣，成為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廣大人民的敬仰。
清政府統治時期
1684年，清政府設置分巡台廈兵備道及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至1811年，台灣人口已達190萬，其中多數是來自福建、廣東的移民。移民大量開墾荒地，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興的農業區域，並向大陸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陸輸入的日用消費品和建築材料等，使台灣的經濟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這個時期，台灣與福建、廣東的來往十分密切，中華文化更加全面地傳入台灣。由於西方列強向中國邊疆侵逼，中國出現了邊疆危機。1884—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法軍進攻台灣，遭劉銘傳率軍重創，到1885年6月《中法新約》簽定，法軍被迫撤出台灣。中法戰爭以後，清政府為了加強海防，於1885年將台灣劃為單一行省，台灣成為中國第20個行省。首任台灣省巡撫劉銘傳積極推行自強新政，清理田賦，增加財政收入，購買輪船，架設電報線，設立郵電總局，建造鐵路；購買軍艦，增設炮台，設立機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務局，安裝新式採煤機器；設立興市公司，建街造路；創立西學堂、電報學堂，培養建設人才。劉銘傳把眾多新式事業集中於一省，使台灣成為當時中國的先進省份之一。